为“吴妈”辩护

近读《说“吴妈” 》一文(见《光明日报》1986年3月23日 “东风” 副刊),文章对《阿Q正传》里吴妈其人颇多揶揄。作者认为，由于“愚昧” 或“某种传统观念在作怪” ,吴妈“忘记 了她与阿Q是同类” ,甚至“成了 阿Q的 ‘敌人’ ”。说明这个论点的论据是： 吴妈拒绝了阿Q的求爱，还向赵太爷打“小报告” ,结果不仅使阿Q当即遭到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痛打，而且“为阿Q的走向死亡，推了一把力，不管这力是多么小” 。由此得出结论说： “这是吴妈的悲剧！ ”
鲁迅在《俄译本 “阿Q正传” 序》里说过： “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倒觉得，《阿Q正传》里的吴妈，未必如前文说的那么令人讨嫌。抱着切磋琢磨的态度，我想于此为吴妈一辩。
阿Q求爱被吴妈拒绝，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说吴妈向赵太爷打了 “小报告” ,似乎与事实不合。《阿Q正传》里写得明白。当阿Q突然跪倒向吴妈求爱时，“一刹时中很寂然” ,接着是吴妈的一声 “阿呀”,之后她就“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可见，问题一经发生，吴妈便呼天抢地，惊动四围，不由得把事情公开了，并非打什么“小报告”。若据“小报告”一说再加引申，断言阿Q的罪状里有一条“乱搞男女关系”,要吴妈为阿Q的死承担责任(虽然很小),那就更是冤哉枉也。因为，照鲁迅的描写来考究，阿Q的死因就是“造反”,并无片言只字说到所谓男女之情，这是不好靠猜测来认定的。
吴妈是赵府的女佣，阿Q是赵府的雇工，二者属于“同类”,想来彼此是知道的。他俩能用舂米煮饭的机会在灶间随便谈闲天，阿Q敢于也乐于向吴妈求爱，即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不要忘记，阿Q是那个时代的阿Q,吴妈也是那个时代的吴妈，这就使本属“同类”的他们，在心灵上有所通又有所不通。譬如，阿Q为饥寒困顿所迫，后来终于神往于革命，一心想投奔“革命党”;吴妈却不曾有过这样的觉悟。又如，阿Q有勇气冲破“男女之大防”的禁锢，坦诚到过于鲁直地向吴妈表示爱情；吴妈则为此而惊恐万状，把这件事看得极为严重。如此等等。
自然，倘若为阿Q着想，吴妈即使不同意他的要求，亦当注意保密，最好不要张扬。可惜，此乃强人之难，是吴妈做不到的。我想，对于这个辛亥时期寄人篱下的乡间寡妇说来，这里确有“某种传统观念在作怪”,大概还可能有怕伤“风化”而失掉饭碗的顾忌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好，虑及生计问题也好，吴妈的一言一动，都是合乎情理的，别样的种种设想，反倒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这就说明，吴妈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悲苦境遇和精神创伤，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明乎此，我们就应该把愤怒的谴责集中指向戕害吴妈的吃人的旧社会，而把同情给予这个卑微而不幸的女人，就象我们同情阿Q一样。
《说“吴妈”》一文中还说，吴妈嫁给阿Q,其实很好，阿Q造反若有所获，必定不会亏待吴妈，而会使她成为“造反的受益者”。这些推论固然也算一种看法，但阿Q的造反毕竟没有成功。我们姑且假设阿Q造反成功了，他还会不会喜欢吴妈呢？这恐怕也武断不得。《阿Q正传》 里有“革命” 一章，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于革命成功的美妙憧憬，其中就有一句值得注意的涉及吴妈的话——“可惜脚太大” 。以现今劳动者的审美观点看，大脚当然比小脚好，而阿Q当时的意见却偏偏相反。小说中这个不大为人理会的细节，艺术地表现了阿Q之所以为阿Q的社会历史原 因，这同样是无法随意去改变的。
阿Q式的造反尽管失败了，他的革命要求确实代表了 吴妈的利益。吴妈不爱阿Q虽然同造反无关，但她并非 “反对革命” ,实际是对革命不理解。而要说对革命的近乎正确的理解，阿Q自己也差得远，于是就难免要“大团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软弱和不彻底性，使人振聋发聩，灵魂为之颤栗。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阿Q们吴妈们共同悲剧的根由所在。不从《 阿Q正传》广阔而深邃的时代背景上认识其中的人物，说吴妈是“造反的受益者反对造反” ,这就是一种不很妥当的评论了。
我完全理解，《说“吴妈”》是一篇随笔杂感式的文字，其立意主要不在分析《阿Q正传》的文学形象，而是着眼现实，借题生发，企望助力于正在进行的改革大业。作者的这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问题在于，文章对吴妈的评论欠准确，它的说服力就不能不因此而减弱。杂文也是一种创作，可以夸张，可以想象，甚至允许给旧典以新解。然而，对于名著如《阿Q正传》里的人物表示臧否，还是要注意把握原作的基本精神； 如果带上主观随意性，就可能影响立论的科学性。《说“吴妈” 》一文的缺憾，大概就发生在这里。至于说到当前的现实，应该承认，生活中确实存在改革的受益者不理解改革以至非议改革的现象。不过我以为，对于这种现象，也要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视之为 “反对改革” 。要促使这些人转变，离不开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最终还取决于改革的实践。鲁迅不就说过，“冷笑家的赞成，是在改革见了成效之后”么？ !

(1986年4月27日《光明日报》)

赏析 《为“吴妈”辩护》,是一篇颇具说服力的驳论。驳论的写法有多种多样，本文采用的是逐一分析对方论据的不能成立，最后证明其论点不正确的釜底抽薪法。但是这篇辩词的立意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证明吴妈的无罪，而在于通过对吴妈这个文学形象的分析，发出“借题生发”要科学的呼吁。借题生发是常用的杂文写作方法。“生发”的目的是着眼现实，批评时弊。但是搞不好也很容易牵强附会、主观随意。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写文章应忌片面性。可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在写驳论的时候，为了驳倒对方，往往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还会授人以柄。本文在防止片面性上是成功的。文章在指出《说“吴妈”》一文缺憾的同时，又很客观地分析了发生问题的原因，可见其待人的诚恳，论事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