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教育

和初级教育相比，30年代中级教育发展相对缓慢。中级教育包括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职业技术教育。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规定普通中学附设师范、职业各科，江、浙等省甚至将师范与中学合并办理。这种普通中学与职业、师范二种教育合并设置的制度，弊端较多，“使中学教育系统混淆，目的分歧，其结果中学教育固无从发展，而师范与职业教育，亦流于空泛”。“中学生之程度，反日而降低，职业技能，未有充分之培养，师范各科，未有专业之训练，而中学应注重之基本教学，反不能严格，结果谋生任教与求学三者均不能自全”^[1]。1932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整顿全国教育，重点对中级教育实行改制，相继颁布《中学法》、《师范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法令，分别设立三类学校。同时在这三项法令基础上，具体制定了各类中级学校规程。
《中学法》和《中学规程》规定：普通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三年，其培养目标是：“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2]确定：“中学为严格训练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之场所。”^[3]具体要求则为：“(一)锻炼强健体格，(二)陶融公民道德，(三)培养民族文化，(四)充实生活技能，(五)培养科学基础，(六)养成劳动习惯，(七)启发艺术兴趣。”^[4]这一德、智、体、美和劳动教育五育共同发展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尚能契合。
中学是青少年思想发育的关键阶段，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中学生的意识形态灌输明显加强。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学必须开设讲授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讲义由有关部门严格审定。实行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确定中学训育的目标为：“根据团体化、纪律化、科学化、平民化、社会化的原则，使无处不含有三民主义的精神。”^[5]所有公立中学的校长、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公民课教员均须由国民党党员充任。党义教员和训育人员必须时时与学生接近，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发表之言论，了解学生的思想活动。训育目标中同时也包括指导青年个性及身心发展，指导青年掌握从事职业所必备的技能^[6]。
30年代中期，教育文化界既强调教育要面向世界，也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在中学课程安排中，1929年、1932年、1936年三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中学课程暂行、正式、修订标准，其中1929年规定高中国文为24学分，外国语为26学分，外国语受重视程度超过国文；1932年修改为两者均为30学分，教学时数相等；1936年再作修订，确定国文为28—30学分，外国语为26—30学分，外国语时数略逊国文。
同时，国民党内也存在守旧复古的倾向。蒋介石多次强调：“必须恢复四维八德，发扬我们民族固有最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以为一切科学之基础。”^[7]要求：“我们的教员、学生，大家要相信、要努力研究大学、中庸之道……完满的学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8]表现出浓厚的守旧倾向。一些国民党内的大、小官员也纷纷起而响应，给教育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就感到：“全会予多数人以失望与恐惧之感者，为一部分人之‘复古’提案，如何键之中小学校课提案，焦易堂等之设置中医学校皆是。凡此皆不免使负教育行政之责者感觉愤闷【懑】。因此种‘复古’倾向，惟令众多知识分子与青年感觉失望，而共趋于偏激一途。”^[9]
这一时期，中小学毕业会考制度引起较大争议。1932年5月，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要求中、小学毕业生经所在学校考查合格后，再统一参加有关教育部门组织的毕业会考，会考合格者方得毕业。会考制度过于强调考试成绩，把学生命运系于一次考试中，使学生创造性和学校教学方向受到很大约束，因此招致不少批评。有人指出：“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学校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不教。”^[10]1935年，教育部公布《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放松了会考标准，学校毕业成绩和会考成绩可合并考查，此后又逐渐取消了小学的毕业会考，中小学会考制度名存实亡。
由于国民政府对普通中学主要着力于巩固、整顿、提高，这一时期普通中学从数量上看发展缓慢。1931年—1936年度，普通中学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均基本保持平衡，只有少量增长，而且还主要是私立中学的扩张^[11]。
和普通中学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却比较迅速。1931年教育部根据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多设职业学校的提议，通令各省市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县立中学逐渐改办实业学校，新设私立中学应劝令改办职业学校。1932年制订了《职业学校法》,此后又陆续颁布《职业学校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等法令，将职业学校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为进一步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教育主管部门颁发各省市中等学校设置及经费支配标准办法，规定职业学校经费需占中等学校总经费的35%(普通中学为40%,师范学校为25%),职业学校经费标准直逼规模远为庞大的普通中学^[12]。1936年，教育部报请行政院批准，专门设立生产教育费，用于补助各公、私立职业学校教学、实习设备费用，进一步充实职业教育经费。为提高职业学校师生素质，鼓励接受职业教育，教育部规定公立职业学校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校供给膳宿费及生活津贴，职校教师待遇也高于其他中等学校教师。此外，政府还设立了工业、护士、助产等四所国立职业学校，着力培养专门职业人才，此为中等学校由国家设立之仅有者。
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之技能”^[13]。教育主管部门对经由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寄予厚望。职业学校教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知能、职业道德和劳动习惯为主，课程分为三类：职业学科、普通学科和实习，实习要占总课时的5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职业教育成为发展最快的教育门类，1928年全国职业学校仅149所，到1936年发展到494所，增长了三倍多，学生数由16641人增加到51822人，增加了311%,经费数由22万多元增加到42万多元，增加了近一倍^[14]。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更为突出，上海市的职业学校几乎涵盖了上海的各个职业门类，包括金融、通讯、新闻、商业管理、医药卫生等各种新兴职业，“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15]。
中等师范教育以培养“小学之健全师资”为目标^[16],在小学教育备受重视情况下，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教育部1929年统计，当年全国学龄儿童数为4144万人，已入学的710万人，失学儿童3432万人。要解决这些失学儿童的入学问题，仅师资一项就短缺90万人，而当年各师范学校毕业生总共只有2.3万人^[17],远远不敷所需。因此，要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刻不容缓。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脱离普通中学而独立；同时规定：中等师范教育机关，包括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主要由政府办理，私人或社会团体未经教育部特许，不得任意创设。师范学校学生免收学费，膳宿、制服由各省市斟酌情形全部或部分供给。1933年3月，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次年9月又公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师范教育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