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破天荒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1],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它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1883—1954),名绍铨，以字行，江西弋阳人，早年受维新派思想影响。自1901年起，他两次赴日留学，与社会主义运动著名领袖片山潜、幸德秋水有所接触，共同讨论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诸问题。1910年春，他再次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先后游历了日本和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日进千里，不可阻挡，他立志回国后即“倡导社会主义”,希图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上而朝廷，下而阛阓”皆能“赞同”的“正轨”。但在当时清朝专制统治下，他没有勇气“倡言社会党”,只好先采“称名异而取义同”的办法，代之以“个人会”的名称。
1911年6月1日，江亢虎赴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鼓吹“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2]。这是他在国内进行公开演讲，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江的演讲当时本“无人注意”,但由于杭州某巨绅欲借此“推倒其私仇”,浙江巡抚增韫为取媚此巨绅，于是派员“查办江亢虎”,最后又将他“驱逐出境”。经此一查一逐，江亢虎声名一时大噪。他避居上海后，遂乘机借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名称，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以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3]。当场签名入会者五十余人。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辛亥革命爆发后，江亢虎感到清政府再无干涉可能了，便于11月5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并宣布由他一手制定的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4]江的提议获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带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5]。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所谓“三无主义之说”。但是，江亢虎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首先，他并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6]。其次，在方法手段上，他不赞成“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7],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者也”^[8]。既不主张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在成人之前“受一致之教育”,成人之后“各谋生计”,不受供养，也不供养于人，而死后又实行遗产归公，不给子孙继承，社会主义的“极乐世界”就会到来^[9]。所以，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只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成立后，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它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10]。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耳食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在众多的党员中，就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绝大多数是“莫知其然”的盲从者，只有极少数，如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等才称得上是真诚追求真理的革命者，还有一些则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11]。
中国社会党早期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它成立于民主共和制和君主专制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它把“赞同共和”定为头条纲领，即是对革命的声援。各省军政府代表在南京议组临时政府时，它联合上海惜阴公会致电各省代表团，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2]。它赞成并力求贯彻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江亢虎说：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这与中国社会党的党纲“䜣合无间”^[13]。他选定长江口上的崇明岛作为试验场，由崇明支部发起成立了地税研究会。此外，它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它在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14]这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15]。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
但是，江亢虎毕竟是个投机政客，他发起中国社会党不过是借“社会主义”的美名，妄图争取国会“多数议席”,以谋取个人权力而已^[16]。因此，当袁世凯及其他各省当局为巩固专制统治，而对某些所谓“有意扰乱秩序”的中国社会党支部横加压迫和摧残时，他便不顾多数党员和地方支部的反对，而极力主张妥协让步了。1913年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以所谓“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为理由，不顾广大党员速起讨袁的要求，自动卷起“社会主义”旗子，辞了总代表名义，从容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了。
除上述统一、同盟、共和、统一共和等党派团体外，其他较有影响的小党派还有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
中华民国自由党是林与乐、梁舜传、谢树华等十二人于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发起的，2月3日正式宣布成立。它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裁，推举李怀霜为临时副主裁，林与乐为理事长，谢树华为理事，实际首领是李怀霜。
李怀霜(1878—?),广东清远人，自掇科名后，即同情革命。光绪末年，与黄节、谢英伯等创办《时事画报》,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不久，受同盟会资助赴日留学。1911年春，自日本回国，出任奉孙中山之命而创办的上海《天铎报》总编辑兼主笔。武昌起义爆发后，协助陈其美光复上海，随后即被林与乐等同盟会员发起的自由党推为“首领”。
该党领导成员，从上海本部到各地支分部大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党员则主要是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房产主、手工业主、小律师、医生等。因为它声称凡入党者将终身受其“保护”^[17],所以也吸引了一部分下层人民。
该党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认为人生下来，不论男女贫富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幸福之权。因此，它宣布“以维护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18]。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它公开声明“与同盟会是一个宗旨”^[19],所以自发起之日起，就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接见该党代表王树谷，表示将“尽个人力助”^[20]。4月18日，孙中山亲赴其本部发表演说，指示它对政府应“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21];26日又指派马君武代为宣读他所拟该党政纲十条：1.保障人民自由；2.防止虚伪共和；3.促成地方自治；4.反对中央集权；5.励行强迫教育；6.主张男女平等；7.力谋币制统一；8.采用虚金本位；9.实施征兵制度；10.劝励拓殖事业^[22]。这就更激起了袁世凯之流对它的仇视。1913年6月，其湖北荆州分部首遭黎元洪取缔。8月30日，所有该党各省支分部无不遭此厄运。
中华民国工党虽打着“工党”旗号，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徐企文在上海发起，1912年1月21日正式成立。
徐企文(?—1913),又名继曾，出生在上海一个小职员家庭，肄业于中等工业学校和德文医学堂。武昌起义后，他先入中华共和宪政会，任宣讲部长，继而加入中国社会党，随后则联络工厂主朱志尧等人共同发起工党，并被举为临时干事，负责筹备一切。21日，徐召集大会，推举正副党长及各职员，朱志尧当选为正长，他和钟衡臧当选为副长，中华民国工党上海总部遂告正式成立。
工党领导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开明士绅。它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建立的，各行业皆选有正、副领袖。这些所谓“领袖”,多数也是有产阶级。其党员也并非“以工人为主体”。它宣布：工党“万不可屏逐资本家于局外”;工党是“工界之工党”,而非“工人之工党”^[23]。在此思想指导下，徐企文一次就介绍二百多“工头领袖”入党^[24]。
该党宗旨是：1.促进工业发达；2.开通工人智识；3.消改工人困难；4.提倡工人尚武；5.主持工界参政。其核心是第一条，实际就是“实业救国”。它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以与欧美各国争存竞胜。工人如有加资要求，“必先通告各企业家，及要求不遂，不得已始行罢工政策”^[25]。它宣布：工党的任务在“提倡国货，改良制造，使中国物产为外所欢迎”^[26]。其进行手段是要求政府厉行普及工业知识，争回治外法权，厘订专利条例，奖励发明创造，补助实业教育经费，提供工业贷款等等^[27]。它还呼吁国人“爱用国货，勿购洋货，以挽回利权”^[28]。
为了发展实业，使工人不致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起恶感情”,该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思想上，它认识到“职工者，工业之花也”,“可爱而不可贱”^[29]。在行动上，它支持工人反对个别“不人道”的资本家。1912年7月，上海翻砂工人为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它组织“罢工干事会”作工人后盾。同年12月，上海小木工人罢工期间，面对雇主解雇威胁，徐企文邀请“素抱人道之资本家二十余人”发起工党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业。1913年2月，它曾“议就关于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间，星期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30],准备向国会请愿。等等。
工党在政治上属于同盟会派。它拥戴孙中山为“名誉领袖”,以其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5月1日，徐企文代表工党出席了自由党等团体为声讨袁世凯而发起的公民大会。紧接着，他又与张尧卿、柳人环等发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武装起义，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由于领袖被杀，工党随即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