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杨虎城很早就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1922年他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杜斌丞介绍，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魏从思想上对杨帮助很大，以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魏曾长期在杨的部队中任职。后来共产党人南汉宸也来到杨的部队。1927年“四一二”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曾达二百余人。以这些党员为基础，组建了隶属于中共河南省委的中共皖北特委(当时杨的部队驻安徽太和),负责人是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在中原大战中，杨奉蒋介石命率部返回陕西，被南京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则委任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代其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1933年，蒋介石对杨多方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南汉宸，南才离开杨的部队。此前，杨部第三十八军驻防陕南时，曾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白区党组织开始派人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初，申伯纯受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的委托前往南京，会见在那里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向他传达“八一宣言”的内容，并且说：“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1]当时的杨虎城，既因自己不久前在陕南“剿共”失利、损兵折将而苦闷，更因在南京期间耳闻目睹蒋介石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安危而争权夺利从而对国民党失掉信心。他听申伯纯转达南汉宸的话后，认为南谈的问题很好，他也正想找中共的关系。杨告诉申伯纯，江西的红军经过长征已到达陕北，今后西北的形势将是严重的，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办法。可是他又认为，南汉宸讲的是一些原则，具体办法没有讲。杨嘱申赶快回天津找南汉宸，问清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找他面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去西安直接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汪锋详细了解杨虎城的情况后，要他作为红军代表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并叮嘱他与杨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对杨要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要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汪锋到西安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秘密会见他，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十七路军中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孙蔚如部驻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有协议，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二、十七路军警备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三、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提出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好，但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此，汪锋作了详细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汪锋说：孙部驻汉中两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孙部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这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在天水地区的中央军胡宗南部极力向南伸张势力，一度到达川西嘉陵江西岸一带，阻挠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胜利完成与中央红军会师任务，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即明攻汉中，威胁天水。红军向汉中进攻时，胡部以为我攻天水，撤回了驻川西的部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安全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师。汪还解释说，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决心消灭孙部，可依靠川北苏区从东、南、西三路出击，合围南郑，使汉中腹背受敌，不是更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进攻呢。这也说明红军攻击汉中，是调动胡部的手段，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汪锋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南，本想休整，可是十七路军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军被迫还击，刚在山阳击败柳旅，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尾随红军比柳旅还近。红军误认该部寻机攻击，遂在九间房接火战斗，将张俘获。由于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与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损失。现在中共中央已确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关于第三个问题，汪锋回答说：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主席给杨先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我们的态度是帮助其发展壮大，防止损失，因为这是抗日力量的发展，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
此时的杨虎城正急欲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由于他是初次见到汪锋，未敢贸然与他商谈这类重大而机密的问题。就在汪锋滞留西安期间，杨派人去天津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西安与杨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王到西安主要是希望杨“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自己实力，加紧充实自己，训练自己”;“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络，发动抗日反蒋战争”。杨虎城向王世英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谈了他对国内各方面的态度：“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成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忙”;他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并希望红军与陕北的井岳秀部保持“与他同样关系”^[2]。
王世英同意杨的意见，表示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经杨虎城安排，王世英与汪锋一同去苏区，到瓦窑堡后，王又应召去晋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几年来白区的工作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情况。关于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3]。
王世英离开陕北后，于4月底到达西安，杨虎城此时驻节韩城。王又专程去韩城见杨，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并很快建立起三个交通站。
在王世英再次到达西安前后，王炳南也衔命从国外归来，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是杨虎城的挚友。1929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至德国。王1925年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4月派王炳南回国，争取说服杨虎城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王炳南到西安后，向杨坦率地讲明自己回国的使命，并分析了欧洲和整个国际的形势。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有意与国际建立关系，取得国际的援助。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他已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王炳南就把争取杨虎城的情况用暗号致电巴黎《救国时报》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随后到上海会见杜重远，杜又介绍他回西安与张学良会面，王炳南与张学良也谈得很投契。杨虎城邀请王炳南帮助他做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教育工作，但王突然患病，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才正式参加工作。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文彬8月26日到达西安后，先与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晤，9月6日晚又与杨虎城密谈，双方达成了取消敌对行动、杨约束民团、取消经济封锁、设立交通站和电台等协议。会谈后，张文彬即常驻西安，与杨虎城继续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