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农民运动高涨

湖南的农民与全国各地农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过着“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无“居”可“安”,无“业”可“乐”的生活。韶山一带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农民中蕴藏着强大的革命积极性，但是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终于遭受失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有一些党员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和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1922年他在自修大学补习班讲课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并指出农民的出路是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1923年初，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到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回其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展农民运动。白果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土地集中在赵恒惕等几家大地主手里，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很重。同时，这里的农民在水口山铅锌矿做工的人很多，受工人斗争影响较大，工作易于开展。1923年9月，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工会在白果成立，到会者万余人。农工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会员迅速增到十余万人，其中妇女占一半，不少妇女成为农工会的骨干。在农工会的领导下，农民开展平粜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境的斗争，同时还开始酝酿减租减息。年底，赵恒惕两次派兵镇压，对农民进行野蛮的烧杀，农民运动受到挫折，但它却播下农民革命的种子，为以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韶山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他一面养病，一面从事农民运动。他经常深入到农民中，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要求，深入浅出地向农民讲解革命道理。为了使广大农民学到文化知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毛泽东帮助农民开办二十多所农民夜校，并以夜校为阵地，向农民进行革命教育。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韶山农民开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五卅”惨案发生后，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号召，以农民协会为中心，在韶山地区建立了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雪耻会，并组织宣传队、讲演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
在韶山农民运动兴起中，涌现出一批农运骨干，如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李耿侯等，毛泽东便把他们秘密吸收入党，并于1925年6月成立了党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农民积极开展平抑谷价、阻止运粮出境，增加雇工工资的斗争，并取得一定的胜利。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中共湘区委员会抽调一批青年农民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们没有等到毕业就回湘从事农运工作，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被派往铁路沿线工作。他们深入农村访贫问苦，联络了相当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农民协会就成立区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多在北伐军入湘后成立),其主要成份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多半是共产党员),使农民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伐战争前夕，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有四十万人，受共产党影响的农民群众在一百万以上。但在北伐军入湘之前，湖南农民运动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处在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和公开状态。农运工作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及小的经济斗争。
1925年末至1926年初，湖南相继发生了军阀镇压工农运动的两次流血事件，引发了革命运动高涨。
第一次是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杀事件。安源煤矿自1922年9月罢工胜利后，矿局一直处心积虑要解散工人俱乐部。1925年9月，矿方勾结赣西方本仁部队，派来一个团兵力，以“反对赤化”为名，开除一千多名工人，武装解散了工人俱乐部，捕走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共产党员，原来是长沙第一女师教员)等七十余人。兵士与工人发生冲突，又打死工人十多人，并将煤矿停工，致使一万一千工人失业。事件发生后，长沙和各地工人团体和各界群众，发起大规模的援助安源工人的运动。但是反动当局竟于10月16日将黄静源枪决，激起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抢走黄的尸体，在长沙抬棺游行，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第二次是株洲农民领袖汪先宗被杀事件。汪先宗是株洲的一个机匠。1925年参加共产党，在本地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当年因收成不好，地主豪绅和奸商囤积居奇，引起谷价飞涨，农民无法生活。共产党号召各地群众开展救灾运动。汪先宗领导株洲农民群众，向地主等进行平籴等斗争。地主豪绅汪孝逵等恨之入骨，诬告他是“匪首”,由团防局逮捕下狱，进行百般拷打，但问不出口供。后汪孝逵等贿通驻军叶开鑫部炮兵营，于11月下旬，在三门市将汪先宗杀害了。各地农民、工人、学生群众闻讯后，纷纷开追悼会，抗议赵恒惕政府，扩大宣传，发展农民运动。
通过黄静源、汪先宗被杀事件，湖南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军阀的残暴。中共湖南省委随之决定领导群众开展驱逐赵恒惕，迎接北伐的运动。1926年2、3月间，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领导人夏曦、郭亮等，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首，联络长沙各群众团体，酝酿成立一个人民的带临时政权性的组织。3月9日，在教育会坪召开上万人的市民大会。满街贴着“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大会通过了省党部提出的《对付此后湘局主张二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打倒赵恒惕”,其他还有“请国民政府北伐”、“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取消苛捐杂税”、“启封赵恒惕封闭的一切团体”、“改良工农待遇”等。成立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举工、商、教育各界人士九人为委员。会后，广大群众进行了游行示威，高喊“打倒赵恒惕”等口号。此后，湖南全省人民很快掀起了反英讨吴驱赵运动的高潮。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和湘军唐生智的军事威逼下，赵恒惕不得不于3月中旬逃出长沙。5月，赵部叶开鑫得到吴佩孚的援助，反攻长沙，唐生智部被迫退守衡阳，湘中各地农民协会开展驱逐叶开鑫运动，长沙虽在叶部暴力压迫之下，以工人为主的革命群众仍在积极准备直接武装自己，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群众性的驱逐赵恒惕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湖南省委及时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纲要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就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革命，如果农民不起来，党不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便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根基，国民革命就始终不能成功。纲要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一场农村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926年4月，农会组织已经发展到湘潭、平江、长沙、衡山、宁乡、醴陵、湘乡、益阳、湘阴、临湘、岳阳、浏阳、华容、南县、常德、麻阳、衡阳、耒阳、宜章、常宁、永兴、祁阳、嘉禾、郴县、大庸、茶陵、安源等二十七个县，其中已有九个县成了县农会。
1926年4月，唐生智退守衡阳时，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5月，国民政府调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以及第七军一部入湘援唐，实际上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并把两湖作为主攻方向。北伐军一进入湖南，中国共产党即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团体，动员广大工、农、商、学各界群众积极给予各种支援和直接参加。各地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为北伐军带路、侦察、宣传、运输等。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农民武装直接参战，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如醴陵之役、平江之役、长沙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等等，都是由于农民和工人参战，以极小的伤亡取得很大的胜利。正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援，使北伐军势如破竹，在很短时间内就击溃吴佩孚在湖南的主力，推翻了北洋军阀在湖南的统治，建立了以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湖南革命政府。从此，农民协会得以公开活动，发展迅猛。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深刻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号召要有大批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争斗”,“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湖南籍学员也结业回湖南，进一步充实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发展。据各县11月份的报告，全省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长沙、湘乡、浏阳、湘潭、衡阳、宁乡、益阳、茶陵、南县、沣县、汉寿、衡山、祁县、蓝山、慈利、平江、醴陵、宝庆、临湘、耒阳、郴县、宜章、岳阳、常德、新宁、华容、绥宁、临武等二十九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武冈、沅江、新化、永兴、汝城、嘉禾、溆浦、泸溪、临沣、桃源、芷江、麻阳、安乡、城步、攸县、新田、常宁、安化、灵县等十九个县。特别区有长沙近郊及株萍路二处，通讯处有零陵、道县、安仁、桂东、资兴、东安、宁远七处，共计有区农民协会462个，乡农民协会6 867个，会员人数共计136.7万人①。湖南的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农民在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的同时，在农村中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首先，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从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打落了地主的威风，夺取了乡村的政权。其斗争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清算委员会和地主算账，公布他们的罪状，罚他们的款；对于敢于破坏农会的地主，用小质问或大示威的方式和地主进行群众性的说理斗争；农民还用戴高帽子游乡的方法，使地主体面扫地；对罪行严重的就按法律办理，送进监狱；对个别罪大恶极的，农民就把他送交政府依法审判，处以死刑，杀一儆百。结果，农会势盛的地方都建立了人民的革命秩序，原来的团总都躲起来不敢出面，农会实际上成了乡村的政权机关。有些地方，经过斗争，打倒土豪劣绅后，民主改选了乡村的政权。在斗争中，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地主的团防局、保卫团、民团等或者向农民投降了；或者站在中立地位倾向农会；一部分继续顽抗的，农民便给以打击。农民还建立了人数众多的梭镖队，这是真正农民自己的武装。地主武装的瓦解和农民武装的建立，使农村的革命秩序得以建立起来。
其次是从经济上打击地主，改善农民生活。经济斗争一般是从平粜、阻禁开始的。各地农会普遍建立了平粜局和平粜委员会，勒令地主按一般价格将谷米卖给农民，并规定本乡谷米外运，必须要有区、县农会的许可。农会还派专人到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进行盘查，严禁地主把谷米运往外地，抬高米价，牟取暴利。有的地方为了解决贫苦农民吃饭问题，组织了“民食维持会”,以乡为单位，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在一些农会建立较早的地方，如湘中、湘南部分地区，还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租额一般减5%—30%。从前借出的旧债，不仅减了息，还不许债主逼取本钱。此外，过去一直被土豪劣绅把持的社会积谷、祠庙及一切地方公产，均由农会收回并进行清算。通过经济斗争，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农民革命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神权、族权、夫权等禁锢农民的精神枷锁纷纷动摇瓦解。过去人们崇拜的菩萨、神像被砸烂，妇女开始从“三从四德”的思想束缚下摆脱出来，放足、剪短发和争取婚姻自由，有的走出家门，参加了农会。农民又着手改造农村，赌博、吸毒等被禁止了。农民还凭借革命政权，进行文化运动。在许多地方办起农民学校和夜校，免费收农民进校学习，以革命的文化代替封建文化，新型的农民学校取代私塾，农村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引起一切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恨。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以及一切不满农民翻身的反动分子，都起来反对农民运动。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说什么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是农民“惰性表现”,是提倡“惰农主义”,因而“阻碍农业的发展”,“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的人不行，要换人啦！”②他们攻击农民运动“妨碍税收”、“影响北伐”,他们说：湖南税收减少是由于农民运动“过火”了，“有钱人都逃到城里，逃到汉口、上海去了，赋税收不到”,“税收不旺，军饷无着，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企图把北伐与工农运动对立起来，用妨碍北伐这顶大帽子来压农民运动。当时湖南财政困难，税收不旺，确是事实。但真正原因是：征收人员舞弊中饱，承包“公债”、“借款”的商绅，勒索摊派，贪污很大；二是财政不统一，“客军”任意“借款”;三是战争影响，商业衰落。
反动派一面在城市中进行反动宣传，另一方面又在农会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小城镇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和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他们最普遍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旧团防力量，公开残杀农民，在较偏远的城镇中，反动分子还组织各式各样的公开叛乱，以至武装暴动。此外，他们还利用家族同宗关系，组织假农会和假团体，打入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勾结北伐中的反动军官，利用一切残存的旧政权机构破坏农会。
正当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日益尖锐的严重关头，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领导，以满腔热情去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对反动势力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的时候，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却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搞糟了”。他在起草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决议中，提出“乡村联合战线”,来阻止农民夺取政权。他主张农民协会不应有“阶级色彩”,而应包括中小地主在内。他还主张用一种改良的绅权(所谓正绅的权力),去代替旧的绅权(劣绅的权力)。对农民武装，他在决议案中说：“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绅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就望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为权力关系而时而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陈独秀的错误，助长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中间势力更加动摇，革命群众因得不到领导上的支持而不知所措。
为了进一步“铲除封建余孽，推倒军阀政治，巩固北伐后方，实现本身的需要”,并总结经验，交换各地情况，制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步骤，1926年12月1日，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到会代表170人，代表会员一百三十多万人。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③。毛泽东还严厉驳斥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诬蔑的理论。大会肯定了农民以革命暴力手段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的必然过程”。大会通过了33个决议案，对农村政权、农民武装、减租减息、取缔高利贷、健全农民协会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强调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铲除土豪劣绅政权，建立农民民主政权。最后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支持下，为党员举办了短期训练班，亲自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从事农民运动的基本方法。根据大会提议，会后还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由谢觉哉任庭长；同时颁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等，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动的警察局长、民团局长，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正当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向前发展的时候，反动分子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攻击和破坏也变本加厉。为了驳斥社会上种种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亲自深入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并于3月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用生动具体的事实，热情洋溢的语言，歌颂了革命农民的英雄行为和奇勋伟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根据毛泽东这一报告的精神，湖南省农民协会发出《省字642号训令》,批判反动分子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高度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提出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办法。4月初，湖南省委发表宣言指出：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而农村中革命斗争的发展，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第一项。要求立即召开会议解决这个急迫问题。国民党省党部也于4月11日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民运动的目的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此后，湖南农民开始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农民运动进入新阶段，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518万人。
湖北的农民运动，在客观上大有发展之可能。湖北地居全国中心，为一切军阀所必争，施、鹤、襄、荆一带，简直是兵匪之窟，农民除被横暴杀戮，流离转徙，本身亦被迫化为兵匪外，其残留之数，尽变为军队的种烟筹饷的雇工。江汉以下，地窄人稠，土匪较少，而军阀官僚绅士土豪互相勾结利用，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或揽词讼，引起农民私斗，借以敛钱；或借公益事件、慈善事件勒索农民捐款，而实行其中饱手段；什么清乡局、警察局、保卫团、军警督察处及一切关卡，都不过是剥削农民的利刃④。但在军阀的统治下，农民运动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做农民解放的宣传，利用一切机会，团结农民，秘密成立一些农民协会，会员很少，1926年7月只有七万二千人。1926年8、9月间北伐军攻克湖北，特别是武汉转入北伐军之手，军阀压迫一扫而光，各地的农民在庆贺北伐军占领武汉声中，积极组织农民协会，至12月，正式成立农民协会的有二十个县，准备成立的十二个县，其他二个县，共计三十四个县，会员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人。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汉口成立，下设指导农民运动的农民部。1927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在武昌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共培训了五百多名学员，其中湖北籍学员占多数。有力推动了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3月，湖北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其重要决议案有三十件，其中包括铲除封建势力和建设农民协会的联合战线等八件。这次大会后湖北的农民运动，急剧进展。到4月10日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的有二十二县，准备成立的有二十县，共四十二县，区农民协会三百五十个，乡农民协会三千一百六十个，会员达一百万人。5月底，全省六十九县中，组织农民协会的有五十四县，会员总数达到二百五十万二千人。
1927年4、5月，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已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广大农民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不仅有梭镖队，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支，在自卫军中建立了常备队。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实际机关。在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后，土地问题是一个急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由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着手研究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土地委员会先后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政权问题决议案》、《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地或土地不足赡奉之农民”,还规定“对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确定小地主的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超过五十亩，瘠壤不超过一百亩”,这反映其不彻底性，很难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没收之”。以上决议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审议时，除了《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决议案》被通过外，其他均未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际上化为乌有。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处在东、南、西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相继发生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使农民运动受到严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