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崖刻石

在自然状的山崖上刻书，留书法于天地自然中，是中国特有的景观，气势雄伟壮观可与日月同辉。东汉崖刻集中在三处：陕西省褒城县石门，陕西省略阳县和甘肃省成县，均与沟通中原西出之栈道有关，是记事颂功德之文，为研究古代交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奇险壮伟的山势，开凿栈道的宏业，为崖刻书提供了深层的文化背景；崖壁空间之大在所有的书写材料中为最，这些都是形成崖刻书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气势博大的崖刻，似乎就是这壮观的自然与人工伟力所合铸的艺术结晶。
《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刻在石门崖壁上，南宋时被晏袤发现，曾自刻释文和题记于刻石后，后来被苔草封没。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撰关中金石记而搜访，再度得以发现，遂传于世。此刻石，随石势而布，字形大小由之，参差错落而行气融贯，结体宽博，间架疏而通，但点画之势劲敛而不疏，力贯笔端，以横平竖直的简朴和粗细均匀的瘦劲示人，波挑不显，以平出之法写隶体，不见人力之美，但见自然之质。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简称《石门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148) 刻在石门崖壁上，是为杨孟文 (名渔)再次开通褒斜栈道所作的纪功刻石。石刻共二十三行，每行三十字或三十一字，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之力。其书刚柔相济，笔势左右跌宕，气势开张，波挑用缓笔提送，似棉裹金勾，运笔似依石势而动，平直中隐带起伏，有一种飞动的飘逸感，体势侧重于横向展示，是崖刻中的杰作，被康有为推为逸品第一。其后，北朝王远《石门铭》楷书即在其旁，法乳其纵横跌宕之逸气，与《石鼓文》合称 “三石”书。

《石门颂》

《司隶校尉杨淮表记》,世称《杨淮表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刻在石门崖壁上。杨淮是杨孟文长孙。杨淮乡人卞玉在途经石门时，有感于杨氏一门对开凿栈道的功绩，撰文表记，书迹是否也出自卞玉之手尚难论断。书风介于上述两崖刻之间。
石门三崖刻，前后百余年，不知书刻者为何人，但艺术气息前后相通，个中道理不能不令人暇想。崖刻有否先经书丹这一操作程序？在那陡险的地势上，让书写者站在脚手架上书丹，是要有些勇气和体力的。是否有这种可能，未经书丹，由刻石老手直接镌刻而成。若是这样，前后书风相承是很合情理的，因为刻工书艺是一种职业性的世传，子承父业，徒承师传。同时，当地的地域文化、地貌态势也是孕育这种博大气势和超人胆略的最好温床。
《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仇靖书，是为表颂李翕修治西狭险路之功绩所刻崖书。字大三寸许，共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简称《西狭颂》。《郙阁颂》早刻一年，也是表颂李翕修治陕西略阳县西30里析里桥栈道而书，文十九行，每行二十七字，仇佛书，仇靖撰。此两崖刻，虽不在一处，却在同一地区，为同一件事同一人而记刻。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刻有书者和撰者姓名，两汉刻石书罕见有书家落款。而仇靖、仇佛为何人，史无记载，历代书论中也不见其名。《西狭颂》落款：“……从史位下办仇靖字汉德书文。”说明文章和书法均出自仇靖之手。仇靖、仇佛同姓，恐怕也不是无缘之两人，疑为兄弟。观其书风似出一路，字形方整，结体茂密，点画雄浑厚实，力能扛鼎，以一种宏大的雄健之气摄人心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颜真卿书法和《郙阁颂》联系起来审视，确实是独具慧眼的。

《西狭颂》

汉代文化以气势和精丽并存为特征，汉赋即为代表。在造型艺术中，如建筑、雕塑、绘画等，较多地倾向于恢宏的气势，但漆器、织绵等工艺又非常精丽。汉代隶书，重气势者以崖刻为代表，重精丽者以东汉碑刻为代表；崖刻多在西北黄河中游地区，碑刻多在黄河下游孔学发源地山东；崖刻以开拓性的业绩为背景，碑刻以尊孔的孔学为背景。这两者书风有异的另一个原因是书法载体本身的不同，即壁崖和碑石，在书法布局上碑石形制需有一定的规范性，而崖壁似乎没有这种无形的约束力，为恣肆的笔势运动提供了驰骋的自由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