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儒学教育体系

(1) 儒学教育体系的形成
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传授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形态的原始社会教育已逐渐从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出现了正式的学校教育。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已经有了固定形式的学校，到西周时，奴隶社会教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西周有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学校就设在政府里，政府官吏就是学校的教师，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奴隶主阶级垄断文化教育是奴隶社会文化教育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周天子逐渐丧失其天下共主的地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我国历史进入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过渡时期。文化教育领域也突破了学术官守的奴隶制教育体系，私学应运而生，出现了儒、墨、道、法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被后世的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理论基础。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政治的辅助手段，具有统一人们的思想，改良社会风气，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他们希望通过实施学校教育培养统治阶级所需的合格人才，籍此来实现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焚书坑儒、严禁私学等过激措施维护其一统天下的专制集权政治，客观上阻碍了封建文化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汉代建立后，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文化教育领域的正统地位。汉代始追封孔子爵位，在学校举行祭孔仪式，这些活动都相沿下来成为惯例。孔子被谥为公为王为圣，孔氏一门的地位煌煌堪比帝王家，受到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尊崇。汉代政府在京师创设太学，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和示范性学校，地方按汉代行政区划设立地方官学。汉代的中央地方两级学校教育制度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汉代的学校教育以经学为主，尊孔与读经结合在一起，学生主要学习《诗》《书》《礼》《易》《春秋》(简称五经)等五部儒家经典。至此，以尊孔崇儒为特征的汉族封建教育体制形成了。
(2) 早期东北民族的汉化教育
汉代封建文化教育体制形成后，它在东北的传播、实施和发展首先是通过高句丽、鲜卑、渤海等几个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来完成的。高句丽是东北境内的古老民族，很早就与中原王朝发生接触。高句丽建立的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既有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又有战争和冲突。高句丽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国内通用汉字。高句丽贵族注意对汉文化和儒家经典的学习，奉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仿照汉朝的中央、地方两级官学教育体制，在中央设立太学，招收贵族子弟入学，地方有扃堂，是世家大族子弟读书的场所。儿童启蒙教育以学习汉字书法为主，升入太学或扃堂后研读经史和文字学方面的书籍。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的学校里除五经以外，还有《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以及《玉篇》《字统》《字林》等书籍，而《文选》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高句丽的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对后来的渤海、高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南北朝时鲜卑慕容部在辽西一带建立了诸燕政权。慕容鲜卑汉化较早，迁居大棘城(锦州附近)后，更直接地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玄学流行、佛教大盛的时代，诸燕统治者坚持独尊儒术，并以此作为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史载诸燕的统治者“能崇儒”,“尚经学”,提倡以封建礼义道德教化为核心的德育教育。慕容廆父子亲著《家令》《典诫》垂示子孙，慕容皝经常在政事之余到学校听课，慕容皝还亲执教鞭，直到晚年还勤于讲授，门下生徒千余人。北燕冯跋统治时期注意实行“仁政”,推广学校教育，他们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前燕统治的几十年时间内，初步形成了包括大学和小学的教育体系。大学又分为国子学和东庠，学生有贵胄子弟组成的“高门生”和非官僚子弟组成的官学生。小学是专为贵胄子弟开设的。北燕的太学招收十五岁以上二千石(汉代郡守一级)以下子弟入学读书，属大学性质，是为“闾阎”子弟设立的非贵胄学校。诸燕学校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兼及战法、习礼和习字。前燕和北燕统治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改良社会巩固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一度出现了“路有颂声”、“朝野竞劝”的太平景象。前燕官学的创置，是东北地区设立高级官办教育机构的开端，在东北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在东北北部地区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与唐中央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渤海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国内通用汉字。渤海建国后曾多次派遣使臣和留学生到唐都长安学习古今制度，求写汉文典籍，抄回《汉书》《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唐礼》等书籍。在上京专门设立文籍院，掌管这些来自中原的经籍和图书。渤海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历代统治者都崇信儒学，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民的根本思想，奉行唐朝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仿照唐制在都城设胄子监、胄子学，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在地方设府、州、县学。课程设置主要有五经和《论语》《孟子》《史记》等，此外还要学习诗赋文章、汉字书法。渤海教育是贵族教育，学生主要来源是贵族子弟。许多渤海上层人物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能够吟诗作赋，熟练运用典故。留学制度是渤海教育体制的重要补充。渤海不断地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在京师长安广泛地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儒家经典、天文历法、算法、医药学和佛经。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原汉族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积极传播者，对繁荣和发展渤海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渤海立国二百余年，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号为“海东盛国”。渤海的文化教育实践为地方教育和民族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东北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东北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我国选举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科举制度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兴衰，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预备。隋唐时期东北长期处于战乱状态，除东北北部的渤海文化较为发达外，原来文化基础较好的辽东、辽西地区文化教育出现衰退现象，中央政府无法在这些地区推行它的文教政策和文教制度。直到辽代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东北的南部是汉族最早移民东北的地方，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比较发达，是汉族占人口多数的农业地区。辽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在这一地区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设立儒学，举行科举考试，儒学教育体系一直在东北文化教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辽、金王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过去一直由汉族为主统治中国的政治格局，对东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契丹、女真民族为主体的辽、金政权，取得了封建正统地位，统治着包括东北在内的广大中国北方地区。辽、金统治者面对以落后民族统治先进民族、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这一现实，深刻认识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非常重视文治的作用。辽太祖阿保机取得政权不久，即建孔子庙，把尊孔崇儒作为辽代文化教育政策的核心。金的最高统治者也把“崇儒重道”作为文化教育发展的根本政策。金熙宗完颜亶即位之初就在上京立孔子庙，并亲谒孔子庙，表示对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尊崇。兴办学校和科举取士是实行文治的重要表现。随着“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南北两面官体制的确立，辽代的官僚机构对文职官员的需求迅速增加。辽代统治阶级一面在契丹贵族中推行汉化教育，让他们直接参予“南面”事务的管理，一面通过学校和科举，将大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吸收到政权中来，实现“以汉人治汉人”的目的。辽代政治中心随皇帝四时捺钵(辽帝四季所到之处谓之捺钵)而移动，因此辽代没有中央官学，而代之以五京学。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国子监、南京(今北京市)太学、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国子监、东京(今辽宁辽阳市)国子监和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国子监，其中上京、中京、东京在东北境内。五京学具有中央、地方官学的双重性质。辽的地方官学有府州县学。京、府、州、县学设博士、助教为专职教师，以儒家经典作为学校的基本教材。学生来源，国子学以契丹贵族子弟为主，太学以汉族地主子弟为主。金代的学校教育在金世宗、金章宗时发展迅速。金代负责全国学校事务的政府机关是国子监，隶属国子监的学校有国子学和太学，属中央官学。府、州、县设立的学校为地方官学。金代的学校都是“即庙为学”,又称为庙学。金代的官学学生以贵族、官僚子弟为主，也招收一般地主子弟入学，学校设博士、助教、教授，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旁及诸子及历代史籍。金代东北，上京会宁府曾设有中央官学，辽阳、大定、兴中、咸平各设府学，成为辽东、辽西的文化中心。此外在东北的近二十个节镇、防御、刺史州中大部分设有州学，文化教育事业较辽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辽代仿效唐朝建立科举制度，设乡、府、省三级考试，乡试曰乡荐，府试曰府解，省试曰及第。进士及第者由皇帝亲试，叫廷试。辽代礼部贡院设在南京，通常三年举行一次省试。考试科目以诗赋和经义为常科，其它为特科。辽代推行科举制度是为了笼络汉族和渤海地主阶级，扩大政权基础，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辽兴宗和道宗时，应试和中举人数猛增，东北地区的贾师训、梁援、大公鼎等治国人才也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金代科举考试始于金太宗天会初年。金灭辽和北宋后，为了充实新占领区的统治机构，首开科举取士。令“辽人应词赋，两河(河北、河东)人应经义”,称为南北选。南北选是针对宋、辽士子所习之业不同，根据临时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性做法。金熙宗和海陵王时，南北选开始向南北通选过渡，南北士子均可试词赋、经义两科，考试程序分为乡、府、省三试和殿试，并确定三年一考的制度。世宗、章宗时，科目设置繁多，每举所取进士在百人以上，为唐代三年所放进士的二倍，科举制度盛极一时。据文献记载的金代进士有姓名籍贯者五百九十人，东北地区九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五，这个比例甚至大于黄河以南地区。东北的学校教育与科举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蒙元起于朔漠，在混一宇内、征服全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和儒生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继位的第二年，就下令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元代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地方官学分为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和社学。儒学即路、府、州、县学。元代统治者提倡理学，国子学、儒学都采用宋儒注释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为基本教材，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字学学习译成蒙古语的《四书》《五经》和《通鉴节要》。元初东北学校破坏严重，到元世祖时，随着东北经济的恢复，各地普遍设立了儒学和庙学(依附文庙设置的儒学),蒙古字学在东北诸路中设置尤多。元仁宗时，专设辽阳行省儒学提举司，总管辽阳行省的教育。元代统治者不重视以科举取士，科举规模小，次数少，对元代官吏任选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元代确立的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却对明、清科举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重视学校教育。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就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学校。明代官学有国子监、府州县学和社学三类。国子学又分为南、北二监，即南京国子监和京师(北京)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又是中央官学。明代文教政策充分体现了明王朝文化专制主义的精神实质，学校教育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濂、洛、关、闽分别指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重申封建纲常道德，培养封建统治的忠臣孝子。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在辽东(明代辽东泛指辽东、辽西)地区设立儒学、社学、书院和武学、医学、阴阳学等专科学校。儒学有都司儒学和卫儒学，学校有辽东都司儒学，盖州卫、金州卫、海州卫、复州卫、宁远卫(今辽宁兴城市)、义州卫、广宁卫(今辽宁北镇县)、沈阳中卫、铁岭卫等儒学。儒学设教授、训导，主要招收武臣子弟入学，称为“军生”。学校教学以灌输《四书》《五经》为主，同时进行军事教育，使久居边疆的武人能够渐习礼教，自觉维护封建秩序，造就封建统治的文武全才。明代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在州县参加童试，中者为秀才；秀才参加省级乡试，中者为举人；举人参加礼部会试，中者为进土；进士由皇帝亲试，中式者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甲，第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明代的学校和科学制度已开始走向末路，科举考试用八股文体做文章，文章命题主要出自《四书》,并且强调以朱熹集注作为准绳，只准用固定程式“代圣贤之言”,不能发挥己意。读书人死啃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文章，幻想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不复知世上尚有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制度已成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禁锢思想的工具。对于文化落后的东北，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文化教育发展的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汉族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明代未在东北全面实施科举考试，辽东生员须到山东、顺天府参加乡试。终明之世，东北乡试中举者近千人，进士八十七人，通过科举考试也选拔出了贺钦、顾能、周正、毕恭、王辅等理学名臣和疆吏廷臣。
清代对汉人施行的教育制度完全与明朝相同。东北有组织的学校教育早在后金时就已经开始了。皇太极曾设立培养文职官员的学校，并恢复了明代盛京(今辽宁沈阳市)等地的一些官学校。清军入关后，盛京等地的教育因人口大量移入关内而迅速衰落，直到顺治十年以后随着人口增加，盛京及辽东、辽西地区儒学才出现转机，各府、州、县建政后即很快设学。盛京地区(今辽宁)共有十四所儒学。其中包括府学二：奉天府儒学、锦州府儒学；州学四：辽阳州、复州、宁远州、义州儒学；县学八：承德(今沈阳)、海城、盖平、开原、铁岭、宁海(金县)、锦县、广宁县儒学。而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在清中期以前几乎没有民籍的专门学校。直到清代后期，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设州县，置民官，新治始纷纷建立儒学，如长春府学、伯都讷厅学、怀德儒学、宾州厅学、五常厅学和双城厅学等等。到戊戌变法以前，东北儒学共有三十处。清代东北最早的科举考试是在天聪八年(1634)由皇太极亲自主持进行的，这也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清代中期以前，科举只在盛京一地举行，吉林、黑龙江生员须到奉天考棚，应试者廖廖无几。直到同治九年(1870)吉林始建试院，伯都讷、长春也先后设立考棚。清代东北科举录取名额远较内地为少，其中又以旗人占多数，这是由清代在东北实行封禁、采取抑制文化教育发展、不鼓励科举考试的政策所决定的。戊戌变法后，封建体制下的旧教育体系渐形崩溃，反映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近代新型学校在东北普遍设立。辛亥革命以后到东北解放以前，东北先后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东北文化教育中封建教育、半殖民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多种因素并存，并在东北教育史上写下了十四年殖民地奴化教育屈辱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