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子固书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固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苏东坡全集》)

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可见求人之事难为。常人尚如此，对苏东坡求曾子固为其祖父撰写墓志铭文一事来说，尤有其难以启口之处。
推断起来，原因大体有三。苏曾二人似已久未见面，冒然求助，有些唐突； 苏轼自身文字功夫不下于曾子固，对方出于谦虚考虑，会否答应； 祖父死时，苏轼年仅十二，如今已对其为人印象模糊，且所有资料，仅存父亲生前所录，以此为据，写一篇恰到好处的文字不是易事。
世事相反相成，细想起来，这三条恰可成为求人的理由： 一，正因轻易不求人，故“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往往更易受重视。二，自己有能力办的事，不得已而求于人，表明更赞识对方，被求者是倍受尊重的。三，这是实质性的； 大文豪为先祖父写行状 (无非“歌功颂德”),若写不足，于族人不好交代； 写得过了，又有自吹之嫌，这正是苏东坡不得不求人处。但曾子固也不是傻瓜，自然会明白其中原委。
作者对此显然有十分把握，故在信中免去种种解释之词，极写三个方面： 写事态之急，先祖死已多年，今父亲又死了，说不定某日自己也突然死去，则多少年来的宿愿成为泡影； 写己心之诚，用 “叩头泣血”、“负罪之大”、“伏惟哀怜而幸诺之”等语，言己责任重大，并以此相托； 写对子固之重，为求墓碣之事乃祖孙三代之愿，尤其是先君之意，可谓不看活人情面也得顾死人面子罢。试想，曾子固收到这封信后，还能拒绝吗？
此文的特点是用语恳切而不空泛，叙述委婉而实在，因此可以说，本文是一篇难得的“求人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