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

《三戒》

唐文篇名。柳宗元作。《三戒》包括《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和《黔之驴》三篇寓言，另有小序。明茅坤说：“予览子厚所托物赋文甚多，大较由迁谪僻徼，日月且久，簿书之暇，情思所向，辄铸文以自娱云。其旨虽不远，而其调亦近于风骚矣。”(《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清何焯云：“颇峭洁，而无甚高之论。”(《义门读书记》)近人季羡林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指出世界各地都有类似《黔之驴》的故事，认为柳宗元是从民间传说或从其它途径借鉴了这种故事而加工再创造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载一九四八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以为“采取寓言的形式讽刺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认为“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或恃宠而骄、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题云：“作者在特定处境下，心情矛盾复杂，在文中也不无流露。”贝远辰以为“辛辣地讽刺了当时那些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贪残暴虐的反动官僚及其爪牙”(《柳宗元诗文选》)。台湾学者段醒民认为“麋”代表放逐以前的柳宗元自己，幼稚、轻信，在长安不顾死活地与奸邪之辈共事，结果几至于死。“鼠”是柳宗元的政敌，“黔之驴”是柳宗元所憎恶的自大狂妄小人(《柳宗元寓言文学探微》，台湾，文境出版社)。陈幼石以为按段醒民的索隐式方法解释，“不能充分掌握故事情节的真实内容，同时也忽视了《三戒》交织而成的(非单是分别讽谕的)一个共同核心问题——即柳宗元在序言中明白提出的‘不知推己之本’中的 ‘己之本’以及如何能‘明’而且‘知’的去‘推己之本’。所以研究《三戒》很中心的一个目标不在努力去求证麋、鼠的历史人物，臆测‘主人’是指‘顺宗，、‘宪宗’抑‘王叔文’，这种索隐式的探答会引出很多尴尬的问题”。“《三戒》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研察同一现象的三个寓言，它们所提的问题是：在万物兴衰、生死、存亡的现象中，有什么重要的自然律？这自然律对人的道德观念又有什么意义。”“《三戒》固然包含了驴之自大、鼠之暴虐”、“麋之愚弱”，但其共同点却在于说明自然最终无感于人的偏见和人欲控制自己和别人命运的徒劳无益”。“柳宗元在分析了各种可能后，开始认识到，自然本性和自然秩序的原则——(理)——和永州的山水一样，不能给他道德行止任何安慰和启示”(《韩柳欧苏古文论》)。刘大杰、钱仲联认为高步瀛《唐宋文举要》未收入柳宗元《三戒》等篇，是因为“他的选文标准，还不能尽脱桐城派古文家的陈旧观点，入选者大都是所谓正统派的作品”(《唐宋文举要》前言)。高海夫认为《三戒》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对“反对永贞革新的政敌们”“给以无情的嘲弄和鞭打”(《柳宗元散论》)。陈蒲清等选编《中国古代寓言选》认为“这组寓言是晚唐现实生活的组画，说明了凡事须知深浅虚实，切不可得意忘形而轻举妄为”。鲍延颜主编《寓言辞典》以为“从不同方面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世态人情。”这三篇寓言作于柳宗元被贬之后，其寓意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有关，所讽刺的对象应指窃据高位的政敌们，因而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色彩。短小精练，曲折生动，寄意深刻，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