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1]。会议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2]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单方面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使会谈险遭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所提出的七点办法所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3]。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用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的两点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4]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5]。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6]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7]此时，蒋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惟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8]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9]。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10]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痛；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11]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12]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13]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14]。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15]
虽然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三项、办法十一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16]。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二项解决时局方案：“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汪、孙态度甚好，对此方案亦不坚持成见。胡先生已执意主张实行第一案，谓可免以后一切纠纷。”^[17]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报告道：“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18]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分为以下五点：“(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19]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20]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21]最后为推卸责任，粤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22]
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今又有一事骇怪者，即西报载：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余曾语粤代表今日之蒋不仅当使其下野，且当流之外国，若俄之杜洛斯基，使汝不归故土。蒋是否作此言，余不能知，余非史丹林，纵【从】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23]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导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24],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转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9日召开的广州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25]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26]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27]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而草拟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28]。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强硬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忠于国家者，必受人民之拥戴，否则亦不能不受真正民意之良心裁判。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29]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30]。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一)京粤四全会合开；(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31]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32]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粤方代表，决定：“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33]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34]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35]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36]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37]
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38],达成如下协议：“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39]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着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特意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40]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41]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就曾电阎锡山表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42]。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作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