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华北大旱

1928年，对于华北农民来说是一个苦难的记忆，持续的干旱横扫华北诸省，不少地方颗粒无收，农民被迫离乡出走，灾民成千上万，死亡数以万计。华北大旱造成的危害之大，在民国时期只有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可以与之相比。
1928年，全国是一个灾害之年，有二十一个省区发生严重的旱、涝、风、雹、蝗、疫、霜、地震、山崩等灾害，其中尤以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旱灾最为惨重。据统计，全国当年受灾县有1 093个，灾民5 062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而被华洋义赈会认定的旱情较重的省份计有绥远、甘肃、陕西、河南、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北和湖北九省，涉及到华北地区的所有省份。在此次旱灾中，绥远与山西省的灾情最重，是南京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认定的一级灾区；山东、河南、察哈尔是二级灾区；热河是四级灾区①。
华北的旱象，实际上在1927年便已露端倪，但始终得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华北旱情因之得以蔓延，一直持续到1930年，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荒。正如时评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此类虽曰天灾，实乃人祸。盖中国自来防灾设备，最为讲求，积谷屯仓，原为歉岁，乃以近来干戈扰攘，吏治不修，地方存粮，久被征发，慈善之款，亦受诛求，遂致一旦遇灾，平粜且无从着手”;此外，“植林开渠，最足防旱，乃近来林政无人讲求，种树仅应故事，若夫沟洫之治理，更非地方有司所注意，致令雨炀不调，直无可救济”,于是，“人祸所极，天灾乘之。”②显然，灾荒在近代以来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但如果有政府的大力投入和援助，灾情是会大大和缓的，民国时代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大面积、罕见灾荒，南京国民政府是难辞其咎的。
华北地区包括绥远、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北部和热河部分地区。1928年特大旱情分省综述如下。
绥远省。绥远省地处山西的西北部，除了河套一带外，其余地区多为沙漠和干旱地带，气候干燥，正常年份还时常缺水，生活十分困难。此次大灾，全省无处不旱，可谓赤地千里。自开春至夏天，全省几乎滴雨未下，麦子无收，秋粮未播，不少地区连青草都不长。
固阳、武川、清水河、包西各县，民众四散逃离，绥垣、包头等地饥民云集。固阳一县“自春间无雨，野菜不生，人民尽食牛马粪内草籽”③,该县先后逃亡4 800余户，约1.93万余人④。包头地区灾情也极重，1元大洋只可买7斤白面。春初时，民众即食草籽沙蓬，在包西曾发生聚众抢食草籽现象。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是繁荣地区，两县所有的牛、马、骆驼全部杀吃，食田鼠、猫、狗致病者，食苜蓿、蒺藜而致疫者不在少数。
据统计，绥远全省受灾县份为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固阳、武川、和林格尔、包头、清水河、五原、东胜、临河、丰镇、集宁、大佘太、兴和、陶林、凉城等十七个县，灾民149.8万人。
山西省。4月，由于阎锡山率晋军参加北伐战争，在晋北地区与奉系军队进行作战，致使晋北地区的十八个县陷于炮火之中，民众在兵灾中不堪重负，损失极为惨重，如河曲县民众损失93.4万余，极贫人口4 726人，山阴损失为503.2万余元，极贫人口4万余，平鲁损失57万余元，极贫人口2.6万余，左云损失34.1万余元，极贫人口4万余，怀仁损失64.9万余元，极贫人口1.5万余⑤。战争过后，由于农时已误，雨量奇少，造成田地荒芜或收成极少，至8月后形成大面积的灾荒。
由于夏季持续干旱，秋冬又无雨雪，田地无法下种，晋南的临汾、汾县、灵石、芮城、永和、赵城、汾西、大宁、吉县、万泉、曲沃、平陆、稷山、夏县、河津、垣曲、永济等40余县颗粒无收，赤地千里，粮价涨至现洋1元仅能买6—7斤面，但依然有价无市⑥。晋中地区的太原、平遥、介休、兴县、临县、交城、离石等地同样麦收无望，致使不少地方贫者只能“遍野掘草根、剥树皮以为食”⑦。
在夏日炎炎中好不容易熬到秋天，10月，一场特大冰雹和水灾又给盼着秋收的民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晋中地区的阳曲、太原、孝义、介休、文水、长子、方山、平定、临县，晋东南地区的平顺、榆社、沁县、屯留、寿阳，晋南地区的平陆、稷山、夏县、汾城、襄城、新绛等地，晋北地区的灵邱、偏关、崞县等地共33个县，或有山洪暴发，或有冰雹肆虐，一时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卖儿鬻女，时有所闻。晋北地区的苛岚、五寨、神池、宁武、浑源、灵邱、广灵等县，既经兵灾，又经奉军强种罂粟，粮食收成极少，再经绥远商人、军队前来购粮，致使穷人几近绝食，“竟有食油渣、野菜、草根、树皮者”⑧。
据统计，山西省是年受灾县为86个，占全省总数的82%,灾民达到600余万人⑨。
察哈尔省。察哈尔省自1925年起连续三年持续干旱，全省大多数地区收成极低，游牧地区由于水草不生，牛羊多半死亡，加上持续干旱造成的蝗灾，更使全省灾情雪上加霜。
1928年6月的调查表明，极贫人数各县共约60余万，盟旗约30余万人；次贫者约240万人。全省16个县，因旱、雹、蝗、霜、雪等灾造成颗粒无收的县有张北、多伦、商都、康保、宝昌、沽源等6个，怀安、龙关、赤城、延庆、怀来、阳原、宣化、万全、涿鹿等九个县的收成只有一二成，树皮、草根皆已难寻。而12月的统计表明，灾情大大加重。张北极贫人口有2万余人，次贫人口7万余人；丰镇极贫人口10.7万余人，次贫人口11.97万人；集宁极贫人口4.58万人，次贫人口11.97万人；兴和极贫人口2.8万人，次贫人口4.59万人；陶林极贫人口0.86万人，次贫人口2.6万人；多伦极贫人口1.27万人，次贫人口1.9万人；商都极贫人口2.8万人，次贫人口4.7万人；康保极贫人口2.7万人，次贫人口3.8万人；宝昌极贫人口1.2万人，次贫人口1.3万人；沽源极贫人口3.1万人，次贫人口4.2万人；凉城极贫人口6.3万人，次贫人口8.8万人；左翼牧场极贫人口0.17万人，次贫人口0.22万人⑩。
据统计，察省口外11个县、3个牧场、6个蒙旗普遍受灾，共计有灾民58.07万余人(11)。全省灾民约为300万余人。
河北省。本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河北处兵家必争之地，战火燃遍全省。6月，战火刚息，旱魃又至，继之以滹沱河暴涨酿成水灾，南部赤地，北部泽国。
大名、南乐、深泽、邢台、内邱、赞皇、曲阳、行唐、灵寿、饶阳、安平、东光、盐山、大城、河间、沧县、静海、文安等县，自1927年夏就一直处于旱情中，秋后少雨，对农民播种及收获均不利，到本年6月后才降大雨，随后即生蝗虫，蝗灾未灭，冰雹又落，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几乎所有庄稼均无收成。大名约有灾民30万余人，“卖儿鬻子价视年龄而定，幼稚者二三元不等，成丁者百元左右，房屋拆毁殆尽”。蓟县、沧县、磁县灾民均在10万人以上。一些县“人民犹以棉籽、麸皮等充饥，其余诸县多食糠、油渣、蝗蝻、草叶、木屑”。
据统计，河北全省遇旱、水灾的县有92个，超过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兼遇兵灾的县有80个，灾情最重的区域为清苑、大名等64个县，灾民达600万余人，超过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一。
山东省、1928年山东省诸灾频仍，水旱肆虐。其中，旱灾遍及山东全省大多数的县，胶东及鲁南地区旱情较重。
据对山东全省48个县的调查，由于旱灾，曹县颗粒无收，收成在一二成的有14个县，三成的有8个县，四成的有2个县，五成以上的仅有4个县。历城灾民约2.8万人，临清灾民约8.2万人，费县灾民约20万人，平原灾民约6万人，宁阳灾民约1万人，泗水灾民约7.2万人，峄县灾民约8万人，汶上灾民约3万人，济宁灾民约6.6万人，金乡灾民约5万人，单县灾民约10万余人，莘县灾民约10万余人，茌平灾民约30万人，冠县灾民约19万人，馆陶灾民约16万人，恩县灾民约2.2万人，高唐灾民约12万人，德平灾民约2.2万人，安邱灾民约3万人，濮县灾民约5万人，范县灾民约4万人，观城灾民约6万人，朝城灾民约11万人，武城灾民11万人，东阿灾民12.8万人，夏津灾民6万人，邱县灾民8.1万人，堂邑灾民6.1万人，博平灾民5.3万人，乐陵灾民1.1万人，沾化灾民2.5万人，博兴灾民10万余人，沂水灾民7万人，临沂灾民4万人(12)。
据统计，山东全省受灾县有83个，灾民总数约为500万人。
河南省。继上年干旱后，本年夏秋以来，河南全省旱情持续发展，7月，玉米、谷子播种后难以生长。8月，蝗虫继起，秋苗几乎全部被吃光。10月，旱象仍然不见好转，以至赤地千里，村落成墟。灾情最重的区域为豫西、豫北、豫东的47个县，次重的区域有全省各地的52个县，另有7个灾情较重的县。各地的灾民食物中，粮食已成罕见之物，普遍有油渣馍、棉花叶、醋油渣、榆树皮、菱草根、榆树皮面、蔓青、地衣、棉花子面、杏叶、豆渣、槐豆等(13)。
洛阳县自春至秋，旱情不断加重，收成不足二成，百姓开始时吃谷糠，以后又吃草根、树皮充饥。临汝县旱、蝗、雹三灾齐全，收成不到三成，全县12.4万人，外出逃荒者达9.6万余人。灵宝县旱灾奇重，夏秋均颗粒无收，中等人家卖田售物，极贫人家遗弃子女，以致荒郊野岭常常发现婴儿尸体。宝丰县“二麦收成不及十分之二”,灾情极重，全家自尽、投井事时有所闻。陕县东南乡头峪镇、宫前镇一带，大小村庄百余户，或死或逃，竟无一户留存。临漳县由于奉军南下，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大乱之后，旱、蝗灾情发生，农民收成仅一二成，以致家家赤贫，户户皆空。
据统计，河南省受灾县为112个，豫西全省共有灾民761.16万余人(14)。1928年11月1日前，到本省外县或到外省逃荒者约有300万人；1929年2月1日前，逃荒者约有1 000万人；1929年4月1日前，逃荒者约在1 000万人至1 500万人之间。由此可见河南省的灾情之重。
热河省。热河地处朔北，山地贫瘠，气候干寒。1928年春天，一春无雨，旱象顿现。夏秋之际，承德、赤峰、平泉、建平、围场、开鲁、林西、滦平、丰宁等14个县，旱灾严重，老弱流离，死亡相继。
综上所述，1928年的华北大旱，灾难极为严重，各省受灾面积都非常广大，灾民约为3 000万人。它造成的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盗匪四起，农村阶层剧烈变动，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体制的僵死，为以后的社会变动积聚着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