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台湾当代书法艺术

1945年 “八·一五”台湾光复，宣告了日据时代的结束，自此，台湾在文化艺术方面也重新开始和大陆接续被割断了半个世纪的纽带。当时，由“文化协会”组织推动的大陆学者、艺术家赴台表演或讲学活动，曾经热闹一时，被称作 “内台文化交流”的时期。
台湾在日据时代，书法作家不多，笔者仅见过曹秋圃的作品。当然，台湾知识分子中善书者颇不乏人。所以，台湾光复后，许多大陆书法篆刻家赴台，对台湾书法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台湾岛与大陆母体续上文化渊源不久，由于国民党退缩台湾，重又割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从书法方面看，这期间除了一批书法篆刻家移居台湾外，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也运往台湾，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书法珍品。有一批书法家及大量书法珍品登上台湾岛，自然对台湾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近四十年来与书法艺术的本源完全隔绝，也不能不限制着台湾书法的发展。
这里，仅以上述史实为背景，以书法家及其作品为资料，试对台湾书坛的现状作一些观察与分析。
据日本书法家河内利治介绍：“在台湾，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有四位：台静农、丁似庵、王壮为、江兆申。纯粹以临帖为主的有王恺和、曹秋圃、谢宗安和于右任派。”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大的代表书家是提到了。现就其中的几位，略作介绍。
台静农，字伯简，1901年生，安徽霍邱人。1946年赴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以文学见重于世，书法原是业余爱好，早年隶书学华山碑与邓石如，后来学石门颂；行楷学颜真卿，后来学倪元璐；草书以晋唐人为典范。作品广采前人笔意，形成奇肆古雅风格。
王壮为，1909年生，河北易县人，现居台北。书法篆刻皆精。书法擅长行书，笔力苍劲沉雄；篆刻清醇雅健，以隶书、章草入边款。对书论、书史亦有研究，著述甚丰。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1879年生，国民党元老。擅长诗词，更精于书法。行书以碑入帖，大气磅礴。中年创制“标准草书”,简练圆润，自成一体，有很大影响。1965年逝于台北。
曹秋圃，字容，号澹庐，1895年生，台湾台北县人。少年时专攻国学，兼习书法，属帖学派。擅长行书，笔力苍劲，格调高雅。多年从事书法教育，门人甚多。
王恺和，字子中，安徽桐城人，1910年生。数十年研习书法，通晓碑帖，并非“纯帖学派”。善秦篆汉隶，尤其擅长魏碑。作品用张玄墓志笔意，苍老沉重。现任台湾“中国书法学会”常务理事。
另外，还须介绍一下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程沧波。
程沧波，字中行，1903年生，江苏武进人，系学者、新闻记者出身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擅长行书，属华丽典雅的晋唐书风，圆润秀媚，平正纯熟。
以上几位古稀高龄的书法家，除一位台湾本省出身者外，均为大陆至台者。他们的书艺早在五十年前已打下基础，近三十几年的活动，不过是早年成型后的延续，很难以他们的水准代表当今台湾书坛的面貌 。不过，这些老书法家的造诣与风格，对台湾今天的书风，必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纵观这些老书家的作品，大体以行书为主，属于平和稳重一流。虽有个人风格，但终显单一类同，台湾新一代书法家也存在类似的倾向。现再介绍几位中年和青年书法家，以为比较。
张炳煌，字子靖，1951年生，台湾基隆人。能写真草隶篆各体书，系“中国书法学会”理事、墨实堂代表。其行书师法晋唐，追求沉着厚重，但功力尚轻。
黄金陵，1940年生，台湾鹿港人。书法师承曹秋圃，以行书见长。书风颇类乃师。现为澹庐书会总干事(会长曹秋圃)。
薛平南，字磐石，1946年生，台湾高雄县人。为王壮为入室弟子，兼习书法篆刻。其行书全是王老一路，只是笔力稍欠。书有赵字痕迹，点画圆润，结字稍险侧。现任 “中国书法学会”理事兼秘书。
辖胜彦，字杰阁。1938年生，台湾台北县人。师事曹秋圃，能各体书。其行书结字平正，近于楷体。现任澹庐书会副会长。
黄笃生，字厚醨，1936年生，台北市人。为曹秋圃、溥心茶弟子。其行草书颇似溥老而杂以于右任笔法。现任“中国书法学会”理事、澹庐书会秘书。
从作品上看，台湾新一代书法家的风格相仿，故只举出几位台湾本省的中青年书法家作为代表，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师承有序。不是师法碑帖，就是以老书法家为师(当然临也习碑帖)。因而，特点之三是，受老书法家及前人的影响较深。上面曾谈到，台湾老书法家的作品以行书为主，篆、隶、草书作者很少。年轻一代的书作，也大都是同类的行书，少量的篆隶作品亦属工整平稳之流，草书多限于“标准草书”,几乎见不到酣畅淋漓的连绵草。就以台湾老一辈和新一代书家的行书而论，除台静农用倪元璐笔意和于右任以碑入帖的行书外，其余大多是面目相近的工整行楷。功力虽可观，作风亦谨严，但路数较为狭窄。台湾书坛这种单一平稳的书风因何所致？依笔者观察，首先可能是由于对传统的理解有些狭隘。王壮为先生曾对日本书法家河内利治说：“过去所谓传统，只是晋唐以前书法，这是不对的，明清也应当属于传统之列。”这话不错。我们从台湾书法家的行书不难看出，大体属于二王、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一脉。这虽是从晋唐延续到明清的传统，但它是帖学的传统。帖学派到清代刘墉达到了最后的高峰。此后由于碑学的兴起，帖学独尊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但是，从二王到董其昌，是历代帝王所宝爱的法书，因而清代有馆阁体的时兴。帖学派以及馆阁体虽受到碑学的冲击，但在许多人心目中仍被视为传统中的“正统”。台湾老书法家大都生于清末，有些人不免受到这种“正统”观念的影响将其带至台湾。本来薄弱的台湾书坛，自然奉为圭臬，致使具有博大传统的书法，被局限于一脉相承。笔者管见所及，台湾今天的书法几乎是四十年前中国书法中崇尚帖学一派的原型，没有多大的变化。
非但如此，仔细阅读台湾书法家的作品，还会发现与政治宣传有些从属关系。笔者对一次展览会作品作了简单统计，书写蒋氏语录的作品占了八分之一。最近一次台湾华视金鹅奖书法比赛，命题全部是蒋氏 “嘉言”。由此可见台湾书法还不是真正独立的艺术，不但要遵循偏狭的 “正统”观念，还要被当作宣传工县。书法艺术至此，令人堪虞。
河内利治访问台湾后报道说： “和江兆申(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谈话中使我吃惊的是，台湾整个书坛是很保守的，日本所谓的墨像或前卫派，在台湾几近于无。”“王壮为告诉我，青年人中受日本的影响，出现了写前卫书法的人，在重视传统的展览室里不承认也不展出这些人的作品，但在个人画廊里零零星星地展出过。就整体而言，台湾书法比日本保守。”不受日本前卫派书法影响，这是好事。但台湾书坛过于保守确是事实。对传统的狭窄理解与继承，造成陈陈相因，就会导致保守，甚至停滞。
台湾书风的单一保守，还因为局限一隅，不能与书法的故土交流，陷于闭塞所致。上面谈过，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将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的大批文物携走，其中有许多书法名迹。这批无价之宝对台湾书法家固然大有裨益，但利用得如何？已知日本二玄社正陆续出版精美的复制品，价格比较昂贵，非一般人所能得到。笔者去年六月在新加坡恰逢“世界华文书展”开幕，从台湾展出的图书中见有“大众书局”及“中华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碑帖百多种。虽然有不少翻印大陆者，但它说明台湾书法爱好者必大有人在。这些碑帖是研究书法所必备的；可是，只靠碑帖是不够的，与产生这些碑帖的本源隔绝，见不到实物真迹，难免如描影壁上，似是而非。
日本的博物馆以及大书法家的收藏不可谓不富，书法出版物不可谓不多，日本书法家的师承关系不可谓不详，但有志追求书法艺术真谛的书法家，莫不接踵到中国大陆访古探胜，与中国书法家切磋交流。以中国书法研修会一项活动为例，从1981年至今已组织五次：第一次在山东曲阜研习汉碑，第二次在山东掖县研习云峰山摩崖刻石，第三次在兰州研习汉简，第四次在河南安阳研习甲骨文，第五次在陕西汉中研习“石门颂”、“开通褒斜道刻石”等。日本书法家将这些活动称之为“来书法的故乡朝圣”。这是他们提高书艺的必经之路。
王壮为认为台湾书法比日本保守，恐怕不只是书风上的比较，而且在探索书法本源方面在广泛涉猎传统方面，都要保守一些。这也是不得已的。人为的藩篱限制了台湾书法家到大陆溯本求源，只能靠碑帖做学问，想有所突破也很难。
中国大陆已知的碑帖名迹和不断发现的新资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台湾书法家理当能和大陆书法家一样享用这些珍贵遗产，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书艺。
目前，大陆书法家最希望的是，能与台湾同道直接交流，相互砥砺，共同提高。笔者认为，可以先通过举办展览来互通情况，以增进了解，再在条件许可时举行观摩和学术活动。这样做，可使台湾书法家与书法发祥地挂上钩，从而开阔眼界，汲取精华，逐渐改变保守的氛围。同时，也可使大陆的书法家了解台湾同行的工作，吸收他们的长处。海峡两岸书法家进行交流，双方都能获益，这对繁荣中华书艺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