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峰遗编

七峰樵道人作，二卷六十回，完稿于公元1648年夏(顺治五年)。1917年虞山丁氏初园排印的《虞阳说苑》甲编中收有本书，排印的底本为 《瞿氏菰村渔父钞本》。瞿氏原本“七峰”作“海角”。清庞树柏《龙禅宝摭谈》、无名氏《小说少话》提及本书，“七峰”也都作“海角”。故此书原名应为 《海角遗编》。

小说以日系事，记录了自公元1645年4月至9月间，作者所亲闻目睹的时事。重点叙写了常熟县城乡人民的英勇抗清斗争和被残杀的悲惨情状： 顺治二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六月，入据苏州郡。随即下令各县三月内剃发改装，激起了苏州郡与附近常熟、江阴各县的抗清怒潮。闰六月初十，常熟城乡士民击杀清廷新任县吏陈主簿，推戴乡宦严栻(字子张)为首领，树起了抗清义旗。与此同时，绅宦时子求因妒恨严栻兵权独揽，亦招聚无赖千人组成时家营，并亲至崇明县明室宗藩义阳王军前挑唆诬陷。七月初二，义阳王军进袭常熟，捕捉了严栻。严栻被捕后，依附于义阳王麾下的孟河镇总兵胡龙光进驻常熟城。不久，严栻逃归常熟，继续修治战守之具坚持抗清。七月十三日晨，清兵进攻常熟。时子求、胡龙光闻风丧胆，不战而逃，仅严子张孤军拒敌，死伤惨重。清兵屠城后，于七月十六日撤回苏州。八月十七，清兵再次进军常熟，严栻于华荡接遇，短兵相交，因寡不敌众，义军死伤溃散。严栻被救脱险，后长期避居于花庄。清军入据常熟县。大清知县洪一纬出告示令百姓剃头。剃头者十之八九，民心渐渐归服。九月十五，清军击溃穴居福山的义阳王残军，迫使入海逃归崇明。大清巡抚土国宝亲临福山，出榜安民。沿海一带渐渐归服。
这是一部时事性、实录性很强的小说。作者在“序言”中十分真切地阐述了他的创作意图：“此编止记常熟福山自四月至九月半载实事。皆据见闻最著者敷衍成回，其余邻县并各乡镇异变颇多，然止得之传闻，仅仅记述，不敢多赘。后之考国史者不过曰某月破常熟、某月定福山，其间人事反覆、祸乱相寻，岂能悉数而论列之哉！ 故虽事或无关国计，人或不系重轻者，皆具载之，以仿佛于野史稗官之遗意云尔。”这就是说，他写小说，既不是凭空结撰，也不是传说或历史的演绎，而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 “见闻”“实事”来“敷衍成回”的。目的是要弥补国史过于概略的欠缺，使人们能从小说描绘的血肉丰满的生活图景中，看到现实世界“人事反覆祸礼相寻”的因果原由。也就是说，作者是要通过以常熟等地江南民众抗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的创作，来形象地反映明末清初的时代动乱，以及南明覆亡的历史原因。这部小说，既要象信史一样的真实，却又绝不是历史著作。它应该不仅具有一般史书的科学认识价值，同时也应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意义。那么，作者是否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呢？从《七峰遗编》所具有的极为丰富深广的现实生活内容和很不一般的艺术构建中，我们是可以得到问题的肯定回答的。
一、小说形象地揭示了南明小朝廷不堪一击的土崩瓦解之势。
顺治二年 (公元1645)春，清军南侵。小说在紧接“序”后的“七峰遗编纪事” 中，先对南明政局的形势作了概括的交待： 只知卖官鬻爵、纳贿招权的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把持了朝政，而那些文臣武将则热中于内讧争斗，很少以国事为重。只有一个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然而“一木难支大厦倾”。清兵很快直捣扬州，沿江一带万分紧急。明军如何应战呢？ 第一回 “谭粮道设鼓防江”,写这位兼理苏松兵备事务的谭粮道下令设防迎战： “沿江十里一屯，一里一队； 半里设鼓一面，百步植木一根； 昼则杨旂，夜则张灯。”“江南岸上势若长蛇，金鼓相望。”设防不可不谓周到。然而这一切都是花架子，一旦闻得清兵渡江，就都立即逃遁星散而去了。五月初旬，史可法阵亡，清兵通临瓜埠。镇江守备郑采大言不惭地说：“陆地冲杀，非我辈所长。截之江中，此我事也。”镇江老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望其死守。”遗憾的是，守备原来是个只会说大话的既无勇又无谋的家伙。“初八夜月色甚黑，忽然北岸火光无数。只道敌人出军，严兵对垒。孰知却从上流乘黑夜渡，反从背后陆地上发喊杀来。郑采即开船遁走，军资器械丧失殆尽。”于是镇江失守，南京不保，福王被俘。“郑师不战自乱，崩溃势难留； 叹南国中兴，从此全休。” (第二回 《长相思》)
武将怕死无能，文官又是如何呢？小说无情地嘲讽了那些“见危改节”“闻变挂冠” 的名士文臣。第一个遭到作者笔伐的是，率先迎降清军、政治地位和文坛声望都很显赫的明礼部侍郎钱谦益。一首《西江月》词把他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 (第三回)
如果小说的揭露和嘲讽，仅仅只停留在对南明文武的庸碌怕死这一点上，那么，还只能说是浅表性的。小说的可贵，还在于叙写出了残兵败将在溃逃过程中，对平民百姓的凶残骚扰。江北六镇之一的总兵刘孔昭，在清兵进攻南京时，所部军兵星散瓦解。于是带着家眷老小及残兵三千，取道常熟，意欲进据苏州。常熟是个水乡，民众交通全靠河道桥梁。刘的兵船入境后，所经桥梁都被拆断。乡里人不晓军法，有人天未明涉水渡河，“被船上巡兵大喝一声，一箭正中小腹，抬回身死。”也就是这支在百姓面前猖狂逞凶的队伍，于苏州城外接遇一队只有十八骑的清军时，却变得象绵羊一样的驯弱，未及交手一个回合，就被清兵箭射水淹，死伤星散。刘孔昭本人也败走太湖去当劫民的强贼了。真是“鼎沸中原起战攻，兵丁骚扰四方同。边疆遇敌神魂丧，内地欺民气概雄。” (第五回)
从第一回到第十二回，小说以简练概述、诗词赋诵与具体描绘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丧师辱节的情节组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弘光王朝走向灭亡的不可逆转的命运。
二、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绘了一幅江南民众反抗种族压迫的历史画图。
第十三回至三十二回，小说即以常熟民众的自发抗清为叙写中心，同时兼及苏州、江阴等地的反清风云。与彪炳史册的 “扬州十日”“江阴屠城”相比，常熟民众的这场斗争影响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它在抗清的激烈和持久上远不如上述等地。然而，怎么会形成如此局面和结果的呢？ 人们应该从这一段不寻常的生活中，进行怎样的历史省思呢？小说的作者以其敏锐深邃的历史审视力，透过纷纭芜杂的生活具象，从义军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着眼，并以此作为情节提炼和艺术构思的依据，由此把义军由轰轰烈烈到迅速失败的特有原因，准确地揭示了出来，从而也就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我们还要注意，这一部分的情节布局不再如前十二回是单一纵向的，而是以枝蔓交错的网状形式来展开的。
抗清义军的大纛之下，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三股势力左右着常熟人民的反清斗争。通过三股势力间错综关系的描述，小说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现实舞台，并让各式人物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亮相。
曾任兵部职方司的严栻，弓马娴熟军情谙练，有较强的军事组织能力。他被拥戴为义军首领后，立即招聚义勇、建营设哨、修造战具，部署迎敌。并准备南征，袭取苏州。与此同时，苏州郡百姓“一时同起，乡兵俱以白布缠腰为号，顷刻间把都堂察院太守府堂烧得精光。”江阴民众“拥阎典史为主，结连靖江县，乡兵上下协力撄城固守。”这蜂起抗清的汹涌怒潮，是对常熟义军的极大支持。这时，群情激昂，形势良好。然而“事未集而挠之者起矣”。
当时有一支以明室宗藩义阳王为首的军队驻扎在崇明岛，成为号令节制各地义军的正统势力。义阳王是个纨袴子弟，周围簇拥着些奸邪宵小。他们“在沿江上下，仗义兵名色虚张声势，收些钱粮用度”。实际是一伙打着义军旗号，干着敲诈勒索祸国殃民勾当的官匪。
与严栻同时而起的乡宦时子求，平日横行乡里，此时，一方面自立营头，招聚无赖千人组成时家营，形成自己的武装势力； 一方面则施展诡计到崇明义阳王前进行挑唆，诬陷严栻。于是义阳王进军福山(常熟县北临江大镇),夜袭常熟。以私征国课、积草屯粮、意欲造反的罪名，捕捉了严栻。随即作为人质监禁于广善庵，令常熟县缴纳全部钱粮赎免。而由兵痞暴发起家的胡龙光进驻常熟后，则小人得志，抢夺了严栻所造的全部军器大炮，并撤毁、变易严栻所置的通邑保障、御敌法度。同时大肆搜刮银钱布帛、刑戮杀人。严栻逃归后，虽继续组织抗清斗争，却终因战略攻守部署全遭破坏，实力大损而无力抵御清军的入攻。
七月十三日晨，清兵出动进攻常熟。沆瀣勾结残害严栻的时、胡二人，面对清军的入攻，其表现又是如何呢？扎营南门外，正当清军来路要冲的时子求，闻讯后，即以出巡为名，率大部军兵离营，放任清兵长驱直抵南门。而驻军城内西南隅凌驾山上的胡龙光，除紧闭城门阻止百姓外逃外，不发一矢不开一炮，致使清兵于十四日砍开南门一拥而入。胡见南门已破，即缒城匹马奔福山，偕同义阳王扬帆逃往崇明。严子张孤军拒敌，死伤惨重。一场轰轰烈烈的常熟民众抗清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小说的这部分描写是深刻的。作者没有停留在一般抗清斗争壮烈英勇的记叙上，而是深入揭示了隐秘在这场斗争中的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常熟义军的失败，正是导致明朝覆亡和阉宦弄权、党争激烈、政治腐败等历史因素在现实中的变相延续所致。
三、小说真切地记叙了乱世人民的苦难遭遇。
易代动乱时期，民命如同草芥。常熟人民的苦难更其深重。除受清军的种族屠杀外，还要遭地方兵痞和明军残余的扰害。
清军的残杀是令人发指的。小说在第三十三回 “冒风雨泥涂士女，遭屠戮血染街衢”中，作了详尽记叙：“城中走不出者，无问老少贵贱男女，一个个都做了刀头之鬼。大凡街上衙里河内井内，与人家屋里，处处都是尸首，算来有五六千人。”三十二回“避相府秀才喋血”,三十四回“秦君台阖门死难”,则选取一群书生和一位教书先生一家被杀的遭遇，通过心理、行动的刻画和具体关节的渲染，作了典型化的描叙。
常熟城破后，九乡四镇纷纷组织起乡兵武勇。乡兵初起也做了些锄奸抗清的好事(如处死时子求)。但由于成分芜杂，组织混乱，很快就被一些地痞无赖所操纵。于是，演出了一幕幕挟仇报怨、以强欺弱、残杀争斗的活剧，由抗清义军迅速地变为扰害乡里的痞匪了。
而蛰居崇明岛的义阳王军更是扰民的兵匪。小说通过“剃发”这一关节，集中反映了这一点。清军占领常熟县，大张告示，凡剃头的一概不杀。而义阳王军则声言有雄兵二十万，指日登陆救援常熟，也大张告示不许百姓剃发。于是“百姓凡住常熟以北沿江一带者，欲不剃头恐怕清兵来杀掠；剃了头时又怕明兵登岸，性命不保。”这种两难的苦况，在五十七回中更有具体的描写： “常熟县城与福山镇相去三十六里，近县为四十五都，百姓此时俱系已剃发的。近福山为二十二都，海上兵现在扎营，百姓俱系未剃发的。二十四都居中途，剃发者与未剃发者大约各居其半。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作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头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真是“不将发剃身先丧，剃却光头命亦亡。”作者在详述了为此而被砍头的几个实例之后，无比痛心地发出了慨叹，“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性命如同草菅矣。”
总之，《七峰遗编》的内容是宽实富厚的，它虽只取材于常熟一地，却可看作是清初中华大地各族人民抗清斗争的一帧缩影。
《七峰遗编》的艺术创作是很值得探索的，让我们先引一则前人的评述：“小说足以补稗乘之阙者，……然文不雅驯，见者辄俳优视之。惟《海角遗编》一书，差强人意。”(清·庞树柏《龙禅宝摭谈》)评者以文词“雅驯”肯定其艺术特色，是确当的。显然，《七峰遗编》的作者不是一位专业小说家，然而却是一个有着较高文学修养的文人作家，无论诗、词、为文，技巧都很娴熟在行。因此，当他决意运用通俗小说的体式，来再现腥风血雨人鬼感泣的时代时，他所熟习的多种文学手段，也就为这部小说印上了文人创作所特有的“雅驯”的风格特色。
小说的体制是以明代盛行的章回结构来编排的。全书六十回，每回均标有对仗工整的双句回目。紧接回目后是质量颇高的七言诗两首，或诗、词各一首。既是对回旨的准确概括，又是作者对人、事情感的强烈表达。而小说的叙述性语言，则是经白话口语改造过了的浅近文言。这就在“雅驯”的风格中又溶入了 “通俗”的色彩。
小说虽以长篇章回的形式来编排全书，但在实际构思上，却又并没有沿袭章回体小说“以一人一事联络，中分回目”的通常的撰写路子。而是以时间推移为全书结撰线索，按日系事地展示了作者所亲闻目睹的时事。作为有统一结构的中长篇来说，它没有统贯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故事情节，回与回之间“似分非分，似连非连”。小说并不以人物刻塑为创作重点，人物基本上是为事件记叙服务的。除了严栻、时子求、胡龙光等主要角色，有较集中的情节表现外，其它众多人物，都是速写式的勾勒，散见于各回，事过辄去，景过即迁。这样的体制，不能不说是作者为实现自己特定创作目的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创造。虽然从总体上看，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缺乏立体感，但从小说反映时代风云的广阔和气势来看，作者的创作意图可说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更何况那些散见于众多回目中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物和故事，也大多写得曲折生动，对挣扎在清军屠刀下各色人等的命运遭遇作了精彩的摹写。如：
第五十回 “脱险厄季生出火宅”。江阴城破，清军屠城。文武秀才季梦白，兵败归家，手中只剩断枪一根。他大开重门坐在书房里。“只见一步兵身跨利刃走进门来，东张西望，道是无人空宅，信步走到书房门首。不防梦白却隐身在门边，持枪就刺，正中面门，倒地而死。梦白把死尸撺在隐处，取其利刃在手。续后有一甲士手牵两个少妇，乘马入门。见是空宅，意欲将二女行淫。二女口中叫苦不住，竟牵上厅。走进厅后塞门，方抬头细看楼上。梦白尾其后，悄地赶上一刀砍翻。遂剥下其人头盔衣甲号带，依样整齐穿起。叫二女依旧口中叫苦，仍乘马走上大街，手牵二女闯出东门。”短短篇幅活画出一位临危制变、智胆双全的民间英雄形象。
第四十一回“残骨肉车焚瞎眼弟。”写福山塘上蒋氏兄弟间的一场凶残仇杀。先是弟弟暗约地方无赖准备动手。谁知消息被哥哥得知，“伏羽党于路傍丛豆中，……觇叔鸣(弟)出门，先捉住狠打一场，刺瞎其双眼。叔鸣调治二十余日，眼虽瞎而不死，乃计投时家营将来报冤。伯鼎(兄)忧之。乘七月十四日城破，杀人如草菅总不算帐之际，阴约族党于十五夜三更，破门而入，从柴底下搜出其党徐若之。预备松香、黄豆、破车一部，活烧杀于基后，扫骨水中灭迹焉。”勾勒了一幅乱世之中，人性丧失如禽兽的骨肉相残图。
第五十三回“遭掳掠冒死赎亲儿”。顾季甫一家在逃难路上失散。一子一女被清军王姓兄弟掳去。”王大无子，见四官眉清目秀，年方一纪，要他做了儿子；王二无妻，见观姐十七岁，生得美丽整齐，就把来做了妻室。”顾季甫为寻觅亲生骨肉，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最后“借加一债银五十两”才把一双儿女赎回。小说细致婉曲地描叙了动乱之世，父子妻儿不能相保的惨痛现实。
明清小说风格多姿、流派纷呈。历来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烟粉灵怪、世俗人情等的分类。然而《七峰遗编》却很难归入其中的那一类。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以之归入 “讲史”类，显然是不够确当的。其实，根据小说作者目击者、亲历者的身份，和小说内容时事性、实录性的特点，它本身就可作为一种流派分类——时事写实体小说的代表。
《七峰遗编》艺术创作的特点与不足是紧相伴随的。过分囿于实录，无疑阻遏了作者想象力的充分发挥； 虽然记叙下了许多血肉丰满的原始生活素材，却因缺乏必要的艺术虚构，影响题材往纵深方向的开拓，从而也就不可能在更为深刻的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这也许和小说的仓卒急就有关。小说完稿于1648年，离常熟抗清失败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作者还来不及在艺术上精雕细琢进行更为宏伟的构思和加工。于是，它就象一块璞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