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不识之新党

虎林真小人撰，泉唐布衣评。虎林真小人乃杭州老耘。全书三编，末编未见，今存二编三十三回。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上海彪蒙书室石印本，书前有泉唐布衣序，虎林真小人弁言，绣像十二幅。

大新学家元瑔，号通人，杭州人氏，以农为业。虽一字不识，却无事不通，天生豪杰，在乡里排难解纷，议论国事，人人敬服。为避尘嚣，至处州、温州、上海等地旅行，看看各地风情。
通人到处州， 值丽水闹公案， 丽水知县钟昏庸无能， 虽科甲出身， 遇事却束手无策，几桩案子，经通人指点，才以明断，知县折服。途经青田，适四川神弹子张韬为访故友之子来到此处。张韬一生侠义，通人与他成了萍水至交。张韬好友何昂千死于任所，身后萧条，其子何亢宗流落青田，隐姓埋名，为前任知县魏沾莹佣工。张韬将其带回四川，并将平生本事及做人的道理教导于他，让他为国效力。
通人前往温州，船泊温溪，见武秀才韦伯良纠集党羽，横行不法，白日抢劫文弱书生于附滕。莽汉鲍伯屏路见不平，与众恶徒博斗遇险，通人毅然相助，以神弹打瞎韦伯良双眼。鲍伯屏孤身无依，通人见他侠义，即把他带在身边。到达温州，见武备学堂学生着洋装列队而行，通人、鲍伯屏大加指责，感叹新学之利未兴，弊端到处皆是，不如我一字不识尚有真理想。永嘉新任县令左坦彝，是审理教案的“能员”,凡百姓闹教堂，均将百姓严办，深得外国教士喜欢。教民沃冠寅因劈祖宗神主牌位，并殴打母亲，母舅告他忤逆，前任永嘉知县连艾铭将沃冠寅收监而被撤任。左坦彝重新审结，棒责母舅，判其诬告，并将沃冠寅当堂释放。元通人、鲍伯屏见之十分愤慨，深感如今官儿无不怕洋人。
至上海，于附滕找到同窗好友恽翩墀等四人，他们每日一起谈时文八股，迂腐不堪。时有新党向符商等三人在张园召开演说会，于附滕及元通人等闻讯而至。向符商演说国民精神，主张废专制政体，改立宪共和，走日本之路，事事讲求西法。孟伯星讲宗教问题，反对佛教，提倡信奉耶稣。岳时奭讲自由结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张性解放。他不以其妻背了新学自由招牌，专行引诱男人之事为耻，反以为荣，大肆宣杨。于附滕演说科举不可废。当听者取笑他可配享王安石时，他却不知王安石为谁人。旧党固陋，新党放纵，通人感慨万分，为之痛下八字评语： “旧党可怜，新党可恨”。通人批驳了向符商等三人，斥责岳时奭的性解放论为乱伦失德，同时揭露了圣人的奸恶、虚伪。白符商、于附滕等被驳得哑口无言，心悦诚服，自此拜倒在通人门下，朝夕请教。三位新党自知山中竹笋，腹中甚空，从此认真读书，不再卖弄新名词。旧党于附滕也一改旧习，认真攻读有用之书，再不卖弄八股文了。
名医包霍然与通人一路同行来到上海，通人颇佩服他的医术医法，借资让其在上海行医，并让他学庸医包南穉——购置名医匾额，置轿登广告，果然生意兴隆，成了官医。
永嘉知县连艾铭，为官清廉，为审理沃冠寅案被撤任，又因卸任时农民的钱粮欠项未收被问罪，发配上海，交上海县过堂发落。临行，满城罢市送至船上。数十名百姓卖谷当衣，集资一千元，并做了公禀送交抚台，还连夜追至上海。他们历数连知县的好处，通人倍受感动，竭力设法为连老爷开复。上海知县亦为至诚所动，感叹“天下都是好百姓，那种为匪为盗，都是官吏逼出来的。”遂行“仁政”,告示 “积欠钱粮，一概豁免”,粮差“如到乡下需索分文，一糙板子打死”。经多方交涉，连老爷官复原职，连任六年，颇得民心，升为温州府。
侠女史蝙蝠，父亲为湖北命官，被制军陷害新故，母亲殉节。为报父仇，她练就一身武艺，张韬又以神弹授之。她忍辱负重，扶柩回乡。途经上海，川资用尽，无奈择婿。通人见其节烈，为之撮合，与鲍伯屏结为夫妻。鲍伯屏伴蝙蝠回杭州料理葬务，并读书练武，后双双至湖北报仇伸冤。史蝙蝠卧薪尝胆，坚忍三年，以神弹击中制军至亲八口，并手刃之，使制军亦饱尝丧亲之苦。
经包医生举荐，通人入铁路总办幕府，随成大人到金陵、苏州、杭州等地稽查案件，深得总办器重、屡次保举，选到实缺汉阳府。通人虽不想做官，但要借赴任所之名找寻鲍伯屏。上任途中，与湖北制军及升任湖北荆宜道的左坦彝及其家人沃冠寅同船。制军两请通人，又亲自拜访，通人抨击如今为官者，借“新政”为名，以饱私囊。至汉口，通人避居于鲍伯屏家，不愿到任。左坦彝则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给制军递了门生贴并一张一千两的银票，跪倒在制军足下，拜制军为师。
左坦彝到任，沃冠寅弄权，他们借办新式学堂为名，责成各县摊派地丁捐，从中渔利数万。恩施县祝耿为此上禀，反遭撤任，遂激起公愤。官激民变，旬日间聚众五六千，各处学堂响应，尽去投效仇官大王。上谕制军速剿，制军派宜昌总兵单陶平乱。单陶行不离烟枪，不战而逃。制军又札饬左坦彝召募团勇镇压。何亢宗回川三年，适逢召募，亦来投效。因武艺超群，被选为百长先锋。通人告诫何亢宗，左坦彝居心险诈，劝其激流勇退。荆州知府将总兵印信交与顾守备，嘱其与何百总和衷共济。何亢宗进兵江陵，与仇官大王及主将纪都交锋，雄风大展，连获大捷。仇宫大王被擒，纪都潜逃。左坦彝捏名冒功，欲害亢宗。荆州知府杜礼铭帮他逃离军营，避祸于鲍伯屏家。纪都闻讯、重举义旗，自称“维新鼻祖”,欲与仇官大王报仇。义军直逼左坦彝大营，左、沃逃至荆州，百姓惨遭劫掳奸淫。左装病，请杜知府权理军务。知府声言送其回省，暗传亲兵望江陵、公安匪巢进发。船至公安，左、沃为百姓及维新鼻祖所获，遭众人唾骂抽打而死。杜知府申详制军藩台，保举何亢宗为都司，同时致电亢宗，劝其为国效力。鲍伯屏、元通人也随军相助。鲍伯屏追随通人日久，又受蝙蝠陶冶传授，武艺学问均大有长进，首次交战，大显身手，亢宗为其请功。何亢宗复出，纪都劝其投降，不成，遂用埋伏之计。何亢宗恃勇进柱口，被困粮绝。元通人献破敌之计，拿下柱口。纪都主将孟飞投降官兵。川口神弹子张韬舞棍挥杀，与何亢宗合力将维新鼻祖纪都镇压。
《一字不识之新党》是晚清的一部社会小说，其内容瑕瑜互见。序言称这部小说“大声疾呼，抉千年之秘，破万世之惑，以发聋振瞆”,并认为这是作者的创作宗旨。其实这是一部既感愤于清末社会的黑暗，官场的窳败，又对当时维新派的 “立宪运动”表示强烈不满的作品。作者在抨击清朝政府腐朽政治的同时，又对各级官僚借“新政”为名聚敛钱财的无耻行径，对“旧党”的固陋、“新党”的放纵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作者提倡“真维新”,但又反对革命。所以最后让元通人协助何亢宗镇压“维新鼻祖”纪都率领的义军。总之，这部作品也是属于晚清“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谴责小说一类。
元通人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在《弁言》 中说： “一字不识，岂得谓之通人？通者，通其理想也。”元通人虽 “一字不识”,却是一个“真新党理想家”。他一再声称“真新要在理想，不在乎外面服色剪发辫等事。凡事理逃不去者，乃是真新”。“那些皮毛装束，不必强求，无所谓新，无所谓旧，只要在理，就是新”。他鄙视旧党，成天迷于八股，不知天高地厚，知识浅陋。他也憎恨新党，认为新党中没有一个“通品”,尽做表面工夫，说几句新名词，剪发辫、着洋装，学得一点皮毛，便目空一切，无大不大。他的结论是： “旧党可怜，新党可恨”。对打着“新党”招牌的假冒者更是深恶痛绝。他的思想，在九至十一回批驳向符商等人时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圣”字并非好字眼，凡事好到极处，坏到极处都叫“圣”,古代“圣人”之中，有的就是大恶大奸坏到极处的“伪君子”,就连孔子也是个假道学，著书立说，欺世盗名。他说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用来愚民的，旧党泥古不化极为可笑。他反对迷信，认为佛教、基督教、因果报应说都是愚人、骗人的。果报之说“原是骗愚夫愚妇”,感应篇、阴骘文等劝善书都是恶人造出来的。天下不平之事客观存在，“做官不黑心不能发财”,恶人黑心发财，恐别人黑心他的，故作善书劝人为善。他甚至说“倘无事不存忠厚，自己吃苦一世，子孙个个忠厚，必至乞丐而后已。忠厚传家，理无久享，刻薄寡情，天必赐汝以福。”“富户原是没良心，但是没有良心，才算得人，有了良心，就变畜生，自己吃苦了。”这些惊世骇俗的看法，讽刺意味何其深刻。本书作者自署“真小人”,意在攻击当时封建官僚是“伪君子”,元通人这个形象正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专制共和，相辅而行，以共和淘汰滥官，以专制约束刁民。“宜用共和，宜用专制，随地设施，总须各讲公理，人人晓得自治”。他指责新学之利未兴，弊端到处都是，学堂里无好人，学生爱闹事。
纵观全书，通人的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既贬斥旧党，又对新党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还反对革命，最后协助何亢宗镇压起义军。在他看来政府不好，维新党不好， 革命党也不好。 因此他要 “埋名隐姓， 托言一字不识， 山农夫”,借此玩世。
这部书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书名 “新党”前冠以 “一字不识”,以示与当时维新党人的区别。作者的良苦用心是要以 “一字不识”而又“无样不晓，无事不达”的通人来调侃时人。成天“之乎者也”的八股先生，自命学识很高，然而并非真才实学，生在“物竞世界”,还要大谈科学，作八股时文，迂腐到了极处。学堂出身的新党，虽多涉猎几部新书，但只学习气、皮毛，不务实际，高谈阔论，放乎理法之外。不论旧党、新党，都不如通人，虽 “一字不识”,却能引经据典，有真理想，使得新旧党人均佩服得五体投地。更重要的是作者以 “一字不识”的通人，揭露、反衬清政府各级官吏的颟顸无能。通人所到之处，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各级官吏，也自叹不如。如丽水知县，虽科甲出身，却百无一能，所以他盛赞通人“见识胜我十倍”,“要请通人常住署中，朝夕请教。”连铁路总办成大人都请他入幕府，参赞公事。可见地方大员和幕僚杂佐，无一能与“一字不识”之通人匹比，其讽刺意味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了。通人果真一字不识吗？且看成总办的一段话：“我晓得你必定文可经邦，武可定国的一个大豪杰，固不遇时，受了委屈，埋名隐姓，托言一字不识，山僻农夫，借此可以玩世”。由此可见“一字不识”只是假托，通人看透了晚清政府为官为吏的作为，清政府的不可图治，作者有意用 “一字不识”的元通人来鞭挞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在辛辣的嘲讽中对晚清统治者表示绝望。
作品对清朝政府黑暗内幕和各级官僚借“新政”为名聚敛钱财卑劣行为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第二十五回，写元通人去湖北“上任”途中，制军登舱拜访，诘问通人“一字不识，如何可以做官？”通人反诘道： “难道做官要识字吗？我想做官只要晓得吃洋屁，拿钱来，遇有大权在手，就施革命手段，不管误尽苍生，遇有国币可支，借着新政为名，亏空以饱私囊，这不是可以做官吗？”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把当时清政府实行所谓 “新政” 的内幕和官场的黑暗淋漓尽至地暴露在读者面前。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也实行所谓“新政”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兴办实业，还颁布 “立宪诏书”等等。作者借 “一字不识之新党”之口，指出所谓“新政”实际上是投靠洋人，出卖主权，借洋债，以行“新政”为名，中饱私囊，结果是“误尽苍生”。如湖北荆宜道的左坦彝和家人沃冠寅就以借创办学校为名，摊派地丁捐，从中渔利数万。他们还借训练民团之机，支取库银，克扣军饷，并密谋捏名冒功，坑害忠良。象左坦彝这样的贪官又何止一个，第二十四回描写成总办和通人在杭州的所见、所闻、所遇，更把这批贪官污吏的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恶劣行径暴露无遗。元通人随钦派成总办到杭州查办案件，成总办微服私访，到茶馆，只听里面几个读书人在高谈阔论：

……一个说道：“报上现在钦派成总办稽查案件，铜元分局总要发作”。又一个说“浙省劣绅林大爻，侵吞善举公款，幸未告发，均在不赦之列。……藩台是个常熟人，老而贪，看见趁钱太好，再造一个铜元分局，名为铸片，其实是个私局。现在两局，每日要出六万块洋钱铜元，每日趁钱要三万六千，弄得钱币滥极，物价腾贵。抚藩两缺，一年要多一千几百万，还说这样没款，那样没款。裁书院，提秤余，总总饱私囊，不肯办公事。如其将此款奏明，各省凑拢，二三年里，可以赔偿洋款，岂但办学堂这点小费。总之现在的官，可杀可剐！”又一个说道：“我们这个林大爻，本非人类，全部《儒林外史》都做得出来的。在广东学差任上，……自己阅卷做些手脚，弄了五六十万，回来装穷，各样善举拉了去管，还要做书院山长，专卖人情。除却铜钱，只信扶乩……”。成总办也素闻林大爻是个卑鄙龌龊不堪的，果然话不虚传。

到了第二天，成总办和元通人突然拜访浙江抚台、藩台等官绅，当场发现滥铸钱币、收受贿赂、得赃买缺的劣迹，使这些贪官措手不及，惊恐不安，极力掩饰。两人回到住处，这些贪官即送来巨款“孝敬”,企图打通关节，免遭查办。小说接着写林大爻来拜会的情形：

……门房又来报，本城绅士林大人拜会，成大人叫管家去挡驾，少倾转来说：“一定要见的。”成大人一想：“我行客未曾拜会坐客，他闻信就来，这个人人品可想而知。”就戴了大帽出去见他。那林大爻磕下头去，半响不起来，定要成大人先立起，那个足恭的样子，描也描不来，未说先笑道： “昨日扶乩，乩仙告我，大人今天要来了。” 成大人同他板谈了两句，又恭维他在广东学差任上的话。成大人无心恭维了两句，他心上一跳，说道：“兄弟是天下第一个穷民。”成大人笑说道：“兄弟并不查人的私款，老兄不必着急。”林大爻道：“一事要求求大人，兄弟实在穷得紧，饭都没得吃，天天吃粥，望大人栽培栽培，这个学海堂山长，不可叫中丞另委人，还有这些善堂事宜，仍旧叫兄弟管管，如此兄弟还有一口粥吃。”说罢，又跪下去。……次日，成大人又到铜元分局去转了一次，问了两句每日可出多少？跟去的家人又去恐吓两句。那个家人……又道：“听得藩台卖缺情形，一个魏沾莹化了八千银子，走的姨太太路； 一个蒯占梅化了七千，走的少奶奶路。毕竟蒯占梅谋得快，他又在抚台贴身家人处送了二千，居然挂牌仁和首县。”……成大人看了太不象样，只得叫文案拟了奏折稿要登白筒。到了下午，果然又是三十万送了进来，成大人将两款拨些铁路工程。

在结构上，作者选取 “一字不识之新党”元通人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并把他安排在旅途上，让他贯穿作品的始终，这不仅使作品包容量大，而且可以按其需要选取材料，安排情节，让其为情节发展穿针引线，起到串联各色人物，各种事件的作用，使各个侧面互相补充来反映社会的众生相。在晚清的谴责小说中，人物往往与事情俱起俱讫，而《一字不识之新党》却不同，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有六七个，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张韬、何亢宗在小说一开始就亮了相，最后成为平定义军的重要人物。鲍伯屏即是敢于 “抱不平”之意，自始至终随元通人活动。左坦彝、沃冠寅是作品主要的反面人物，整个作品的情节围绕他们的活动逐步展开。同时书中的人物往往一正一反，正反颉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科甲出身的钟知县，面对案件，束手无策，而一字不识的元通人却引经据典，为其指点。通人的博学干练更反衬出知县的昏庸无能，科举取士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同是见制军，通人是两请而不往，制军亲往拜见，还被通人嘲讽了一番。而左坦彝则不请自往，并袖藏门生帖和银票，跪着称呼制军为老师。前者刚正不阿，不事权贵，无心仕途； 后者趋炎附势、奴颜卑膝，热衷功名，两者对比何等鲜明。又如清官连艾铭，不畏洋人，秉公办案遭撤任；贪官左坦彝，害怕洋人，袒护教民，加罪无辜，狂叫 “本县的前程，都在你的屁股上”,不惜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的酷吏反受荣升。一清一贪，前途命运完全两样。这样的对比，对晚清政治上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就揭露得更加深刻，批判更为有力，作者的爱憎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还有名医跟庸医的对比，总兵单陶与百长何亢宗的对比，新党、旧党的对比，无一不体现了 “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 的写法，使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