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 李白 - 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放言无理，在诗家转有奇处。(黄生《唐诗摘钞》卷二)

【诗例】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李白

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解析】

“放言无理”，即以豪放的气魄，大胆而新奇的想象，道出貌似“毫无道理”的言词。从现实生活角度看，这些言语似乎“荒诞不经”，然而，正是这些“荒诞”的言词，在诗词中却能表达出诗人强烈的情感，从而极富表现力。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它比生活真实更集中、更概括、更强烈、更典型，因而也更富于感染力。所以说，这种艺术技巧，“在诗家转有奇处”。我国古典诗词中，这种艺术现象屡见不鲜。李白这首诗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乾元二年(759年)春，李白因附永王璘获罪流放夜郎，行至巫山，幸遇大赦，于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年秋，游至湘中，在岳州遇到正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两位沦落天涯的迁客，面对“洞庭波兮木叶下”，心情可想。诗人青年时“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已化成“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喟叹。如今，他身陷囹圄，长流夜郎，饱经坎坷，已临垂暮之年，在泛舟畅饮之际，面对兀立于洞庭湖中的君山，一腔愤懑，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诗人放眼中砥湘水的君山，自然想到自身的遭际，是昏暗的朝政使他一生蹭蹬。于是诗人忽发“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奇想，让诗人和一切有志之士能“直挂云帆济沧海”。醉眼朦胧中浩渺洞庭化作美酒，霜叶斑竹染上醉颜。酒和诗是这位旷代诗人抒发万古愤懑的最好手段。

叶燮在《原诗》中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论，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李白要“剗却君山”，乃至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州”(《江夏赠韦南陵冰》)，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是诗人“情至之语”。用夸张的手法，写事实上绝不可能的事，以表达炽热的情感，由于感情是真切的，这种夸张可以令人接受，从而也变得 “真实” 了。

《诗眼》云： “形似之意，盖出于诗人之赋，‘萧萧马鸣，悠悠旌旆’是也。激昂之语，盖出于诗人之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这里把诗人的描写分为两类：一类是“形似之意”，即照形象描绘，如《诗经·小雅·车攻》用“萧萧”描写马鸣声，用“悠悠”描写旗子静止的状态。另一类是“激昂之语”，就是夸张，如《诗经·小雅·云汉》说西周的百姓没有一个留下来，这是夸张，是说死的人多，我们不能理解为人都死绝了。

诗不同于科学。诗要充满激情，要有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要用形象思维；科学则需要实事求是的判断推理，慎密严谨的思维，采用抽象思维。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去解诗便会闹出笑话。宋人沈括是位著名的学者，他在《梦溪笔谈》里，对杜甫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古柏行》)算了一笔帐： “四十围是径七尺，高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这里沈括以算术解诗，留下了笑柄。同样，现实生活中，谁也不相信蜀道之难真的“难于上青天”。否则，哪里会有川陕、川黔铁路、公路呢？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用“难于上青天”来形容蜀道，这就是夸张的魅力。所以，“放言无理”，其理正包含在貌似 “无理”的豪放言语之中。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以 “《诗经·卫风·河广》言河之不广，《诗经·周南·河汉》言汉之广‘不可泳思’”为例，精辟而详尽地论证了“艺术真实不能等同于生活真实”这一道理。诗不同于地理、历史，以考据、训诂读诗，同样会闹笑话。《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同“航”)之。谁谓亲远，跂余望之”。卫女嫁在宋国，被弃后回卫，想念其子，却不能渡过黄河去看他，所以说，谁说黄河宽，一叶苇草也可以渡过去；谁说宋国远，垫起脚跟便能望到它。反映她迫切渡河的心情。《诗经·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上的美女，不可追求，正像汉水的广阔，不可游过去一样。是写求美不得，咫尺天涯的感叹。我们能由此而判定汉水比黄河要宽广，更难渡过吗？王夫之《姜斋诗话》中讲了一个故事：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有人以此为唐时酒价。而同时代的崔国铺有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有人便议论道：“如在杜陵处贩酒，向崔国辅处卖，岂不获利三十倍？”其实，诗中的酒价，有时夸富，有时示贫，不能作为考证当时社会经济的证据。撰史要翔实确凿，经得起后人考证；诗词则为“兴之所至”，往往有夸张，过分拘泥字面，便闹出汉水比黄河宽、崔处酒远胜杜陵的笑柄。故尔，钱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夸张不是真实，然而却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蜀道毕竟难行，洞庭确有君山，若云江淮难行，西湖君山，则无异痴人说梦了。

“放言无理”，诗词中常被采用。初看，这些诗句“决不能有其事”，但却“实为情至之语”“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叶燮《原诗》)正是这些“情至之语”，表达了诗人极为强烈的情感，感染着千百年来无数读者，这正是“放言无理”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