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太仓女

·刘 向·

齐太仓女者，汉太仓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缇萦。淳于公无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时，淳于公有罪当刑，是时肉刑尚在，诏狱系长安。当行会逮，公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缇萦自悲泣，而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欤？吾甚自愧。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怜之。夫刑者，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淳于公遂得免焉。
君子谓：缇萦一言发圣主之意，可谓得事之宜矣。《诗》云：“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此之谓也。
颂曰：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小女之言，乃感圣意。终除肉刑，以免父事。

〔选自《列女传》〕

●●
这篇小说取材于《史记》,但由于作家创作的目的不同，对材料使用的角度不同，所以两篇文章在主要人物的表现方面，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在运用史料的选取上又有显著的不同点。
第一，突出的主要人物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第十》中，记载缇萦上书救父一事，主要是事证汉文帝的德政；而刘向则要突出缇萦这个人物，所以在文中一开始，就突出交代齐太仓女姓啥名谁，与淳于公的关系。
第二，行文形式不同。司马迁所著，尽管文学色彩相当浓，但他是用史家笔法，重于事实真伪，可以不考虑情节的完整性，刘向的《齐太仓女》更具小说的特点，将缇萦上书的原因、上书的内容、上书的结果，记叙得一清二楚，故事情节基本上是完整的。
第三，《齐太仓女》不仅对《史记》所载内容作了恰如其分的调整，而且还有几处重要的增补，一，“是时肉刑尚在”。这一补充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至关重要。按照当时法律，犯罪者依据情节轻重，要分别受到“墨(刺面)、劓(割鼻)、刖(断足)、宫(破坏生殖器)、大辟(死刑)”等刑罚。我们可以冒昧地认为“骂其女”,缇萦“伤”肉刑而上书救父，汉文帝革肉刑而施德政，“肉刑”使生活在不同层次的人发生了联系。二“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淳于公遂得免焉。”这个增补，不仅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而且对塑造的人物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汉文帝改革肉刑，把凿脑袋的酷刑改为剃头发的髡刑，把抽于胁骨的酷刑改为抽打，把砍断脚的刑罚改为钳住双足，这不啻是司法上的一个进步。汉文帝能这样做，除了他比较英明之外，主要是被缇萦的言行所感动。缇萦是一个出生于官家的千金小姐，年纪不大，社会阅历尚浅，她敢随父至长安，直接上书给皇帝，没有过人的胆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她的奏书，情理备致，她“愿身入宫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如此父女深情，真可催人泪下。她谈及肉刑的不足，虽属委婉之辞，但句句切中事理，有震聋发聩之功。“终除肉刑，父事得免”,这个结局，对于塑造缇萦这个人物形象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