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贸易的复苏

中国的商业，到了清初，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沿海城市兴起，沿海国内国际贸易发达起来，商业中心出现了由内陆江河城市向沿海城市、埠际贸易向国际贸易转移的现象。
吴越地区是这种转移最明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宁波、上海、温州等港口城市先后发展起来。宁波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是个贸易港口，古称县。 这县，即是因“有海人持货贸易于此”得名。可见，这里的海货贸易历史悠久。晋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代，明州是全国主要的国际贸易港之一。“风帆海舶，夷商越贾，利原懋化，纷至沓来”(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九)。政府在此设有市舶司。温州也是贸易港，政府设有司舶务。松江府的上海镇在南宋中期以后也成为国际贸易港。明清时期，政府厉行海禁，沿海的合法贸易一度受挫，但走私贸易仍异常活跃。
康熙中期，对沿海贸易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由于台湾郑氏的投降，东南沿海开始太平。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政策一放松，宁波潜伏的贸易活动一下子活跃起来。康熙中晚期以后，宁波经商人数大增。慈溪三七市董氏，镇海十七房郑氏等经商家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十七房郑氏的第一个商人可能是郑世昌(1664—1728),康熙中后期，已承父命，出外经商。其后，乾隆初期有郑光祁(1707—1782)到嘉兴、苏州一带经商、乾隆中后期，郑维嘉(1716—1788)到甬江“操鱼盐业”。乾隆末嘉庆初，维嘉孙郑德标继承甬江商务，郑天治则到舟山群岛的岱山做生意，郑伟烈在甬江做生意。道光初期，郑勋继承郑德标事业，钱庄开始红火起来。郑天治的两个儿子成了岱山商界领袖。而郑惠舜则到苏州经商。这个宗族起码有六个家族在经商。这个家族经商时间虽早，但在鸦片战争前一百多年中，经营规模并不大。它的暴发，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宁波成为通商口岸后，“器识过人”的郑勋，其经营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屡算屡中，屡获倍息，家日隆隆起”(《澥浦郑氏宗谱》卷首《清诰授资政大夫郑君竹溪传》)。1844年，又命弟弟郑熙挟资到上海开辟新天地。郑熙到上海后，“各业所得益绕，家益隆隆起”(同上《宗谱》卷首《清例授朝议大夫郑君渔村墓志》)。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前夕，郑熙预先将资金转移到了宁波。此期，郑勋坐镇宁波总指挥，钱庄等业务蓬勃发展，声望名震一郡，“自当道群公荐绅乡彦，下至牙侩杂流，及泰西各国诸彝商，无不信服仰赖”,“屹然为甬江之砥柱二十年”(同上《宗谱》卷首《郑君竹溪传》)。
上海自康熙中叶海禁解除后，逐渐发展成南北洋交通贸易的枢纽，成为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道光时，“迢迢申浦，商贾云集，海艘大小以万计，城内无隙地”(黄本铨《枭林小史》弁言，《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到上海做生意的，多是广东、福建、宁波商人。上海是个货物集散地，闽广商人从上海采购丝、棉、茶、陶瓷等货物，又从外地运来糖、米等。当时有一条“洋行街”,最为繁华。1842年上海开埠以后，洋行街逐渐为外滩取代。上海开埠以后，各地商人云集，上海人口剧增，逐渐成为中国最发达城市。到了20世纪初，上海正式取代苏州，成为全国最发达城市。苏州地位下降，日渐沦为上海的后院基地，此时，人们称苏州是“小上海”。宁波一样，被称为“小上海”。太湖流域的丝织、棉纺、茶叶等行业在外贸刺激下，更加发达，小市镇更趋繁荣。以上海为龙头的江南商业网络，更趋紧密。有一首《南浔丝市行》(作者温丰),描绘得很形象：“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声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蚨三枚丝十两。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大盛妨田畴。纵使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