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是一部分国民党人以继续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是全国革命斗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于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如前所述，孙、黄于二次革命后的思想分歧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分裂。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并亲书入党誓约，企图用宣誓效忠党魁的办法和按手印“以防伪假”的形式来维护党的纪律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结果却使中华革命党退回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传统上去，具有浓烈的秘密结社的色彩。有人说中华革命党是民国时代的兴中会，这一评论大概是对的。
奉黄兴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自由派本不同意孙中山另组新党，更反对加入新党时须履行的手续，认为革命党人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矢忠三民主义，具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而不是专重服从党魁个人；《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加按手印，“这近乎侮辱”①,且形式上与旧式会党没有什么区别，更为资产阶级政党所不取。黄兴曾为此向孙中山提出要求修改章程，胡汉民亦从中调和，提出将“附从孙先生”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总理”,据说孙中山已表同意，但由于陈其美坚决反对没有成功②。为此，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孙中山坚持“党魁统一事权”,“不惜以权利相号召”,实即“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③;而且《总章》规定党员入党，“指文严誓，一反同盟会以来网罗豪俊共求国家宏旨”④,因此，黄兴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加之陈其美等无端指责黄兴携巨款在东京建造私宅，孙中山也不谅解，表示其“不入会(指中华革命党)为宜”,“静养两年”,愈使黄兴的心情十分沉重，认为革命乃个人之天职，岂能以党魁命令不准他人革命⑤。乃觉灰心，表示：“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又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⑥黄兴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说：“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⑦是时，又有人乘势活动，主张“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⑧,革命党人的分歧益发加剧。
在此外铄内攻的情势下，黄兴一方面表示“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⑨;另一方面认为在东京长此相持，不但于党事无补，反会使“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以挑拨离间的机会”⑩。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孙中山的领袖威信，“避免党内纠纷”(11),黄兴乃于6月末借宣传讨袁离日赴美。
黄兴离开日本，并没有能够缓和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一些追随黄兴者也纷纷出走，李烈钧赴欧洲游历，柏文蔚经香港赴南洋，纽永建前往伦敦，已在南洋的陈炯明也宣称“不问国事”,继续留在日本的李根源、程潜等人则进了早稻田大学。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旅居日本因政见分歧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认为“欧事严重”,影响中国局势至关重要，便经常相聚一起，讨论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方针。稍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通、林虎、程潜等人倡议(12),以讨论欧事为名，成立新的组织——欧事研究会。关于这一名称的确定，据程潜回忆说：“为什么要取名欧事研究会？对于这个名称，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想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来可以避免发生与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来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互相商榷；三来不怎么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13)
欧事研究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联盟。从表面上看，它颇类似于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同人会组织，实则会员仍以坚持反袁斗争、维护民主共和为职志。因其在反袁斗争的策略上与中华革命党的激进方针稍异，而持稳健的方针，具有明显的调和色彩，故时人称之为国民党的温和派或文治派。成员主要有李烈钧、李根源、纽永建、程潜、熊克武、陈炯明、林虎、冷通、邹鲁、李书城、柏文蔚、章士钊、陈独秀、张孝淮、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文群、沈钧儒、但懋辛、张秀鸾、方声涛等数十人，多属辛亥革命后各省的统兵大员和政界要人，与黄兴关系深厚。如张继所言：“欧事研究会，多(黄)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14)故奉黄兴为名誉领袖。黄兴也确与欧事研究会保持着联系。还在欧事研究会成立时，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通、林虎、程潜等即联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告知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和具体做法，并请其加入。黄兴欣然赞同，在9月3日的复信中说：“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国之良策，主旨宏大，规划周详。其着手办法，尤祛除党见，取人才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惟材识疏浅，无俾大局，深自愧悚耳。”关于时局，黄兴认为欧战方起，“群狼臻远，猛虎当门”,宜持“稳慎”的态度；对袁世凯的斗争，策略上应取“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方针。并勉励大家“一致进行，庶预备方有所着”(15)。这些建议，基本上被欧事研究会所接受，并确定为该会的既定方针。由此可见，欧事研究会从酝酿成立，到确定对时局采取的方针，均由该会会员函告黄兴，征询他的意见。黄兴不仅同意欧事研究会的宗旨，明确表示加入该会，而且对欧事研究会也有实际的指导，即“一切计划，多由克强先生指授”(16)。
欧事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今腾冲)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组织出版《云南》杂志，倡设云南独立会。1909年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旋升总办，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光复后，任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并受中将衔兼军政总长。1913年任国会众议员。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与黄兴等人交往密切，后又与因反袁亡命南洋的岑春煊等互通声气，“渐渐想借此为将来政治活动的基础”。这种特别的经历及军人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和这两派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联络两派的重要人物。他在筹建欧事研究会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协同章士钊草拟对外文字，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筹划和组织上都起了重要作用(17)。
欧事研究会成立初期，持“缓进”的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在对袁世凯的态度上。在筹划反袁斗争时，黄兴表示：“人谓乘欧乱吾人可起而击袁，不则失此时机，吾人终无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说”,“最足以偾事”。“如利用此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或一部之力，必终归无效，徒自减杀其势力。”故应“有条理之预备”,“著著蹈实进行”(18)。陈炯明也认为：“机会二字，当具双方观察，袁必有可乘之机，在我实有能乘之力，二者凑合，斯为机会成熟。否则袁即一枝之韧，吾党能力不逾婴孩，其能折乎？”也就是说，反袁要注重自身实力的培养，不可轻率盲动，而中华革命党的激进做法实不可取。以上论断在当时极具有代表性。
对于孙中山，他们除“取尊敬主义”外，还设想在反袁斗争胜利后，请“孙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并请“转语中山先生不必疑馁”(19)。黄兴赞成这一态度，认为如此“以维持固有之党势人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予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20)。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1914年8月13日，欧事研究会起草了可视为其反袁斗争策略计划的“协议条件”,主要内容为：“第一，集中人才，积蓄力量。即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使人才集中，主张 一致。”所谓“广义的联络”,应“不分党派；即前为敌党，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极力与之接近。文事武功，尤宜双方并进”。因为“全国之中，有政治智识，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趋于正轨者，仅此少数人之才，分则势孤，或更生有力之敌。此尤以往之经验，须引以为戒者也”。联络的方法，主要是开办学校和创建实业。在他们看来，政党活动容易受到政府方面的猜忌，而开办学校可以“延聘有名而又为当局不忌之人才”,还可以在开学后，“因某种学科”成立某种学会，再以学会去“联络当代有望人物，此为现今唯一不二之方法”。这样，就使“事易成而且不致招忌，至养成无数青年，为将来政治上之臂助”。他们计划创建的实业，主要是指开办图书公司，认为“此项事业，于人才联络上最为相宜；即无联络人才之目的，实业上亦不可不求一根据地，以为退藏之所。前次民党失败，人才风流云散，欲求一聚首而不可得，此皆实业上无立足之地故也”。第二，缓和改进，争取同情。即“对于现今之政局，取缓和的改进主义，使人心渐入舆论同情”。这是因为“政局至此，全国人心已无不心知其非；但必有可以系属人心之道，始能渐易其趋向，而后可以着手改进”。经辛亥、癸丑两次起事后，国内“人人皆喘息不遑，故无论政府如何万恶，激进之主张，则不能唤起国人之同情，惟有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而于当局之非立宪举动任人借镜返观， 自不难养成健全之舆论”。并且“现今民党之新闻，一家无存，然除政府直接收买之报馆听其命令外，余皆时露攻讦之态度，此正舆论变转之机会”。欲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创办报纸和杂志。因为“日报之关系最巨”;“杂志之效力，固较日报为小，然灌输上等社会人之智识，统一同志之主张，亦甚重要”(21)。通过向全国人民的广泛宣传，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才能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
“协议条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讨袁的政治主张。表明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欧事研究会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并且在根本点上与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上各有所见，其术虽异，其旨则一。当然，欧事研究会的“缓进”方针中，存在着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消极因素；但其反对以“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的做法和“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似迂缓而实迅速，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位”的主张，则应是对中华革命党军事上冒险盲动的校正。此外，欧事研究会反对中华革命党组织发展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主张不分党界，广聚人才，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讨袁，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欧事研究会在东京办有军事学校浩然庐，另设政法学校，两校学员多系该会成员。同时办有《甲寅》杂志作为宣传阵地，主笔为章士钊。《甲寅》刊载的文章，注重从理论上阐述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思想，并深入剖析了封建专制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在《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开明专制者，人治政治也。”(23)与此相反，“文明国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质固，审判有定员，解释有定义，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无弊。”(23)因此，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治观念。毫无疑问，这对于促使更多的人认清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对于唤起国民的反袁斗志，扩大讨袁的声势和力量，都产生了潜在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此后，欧事研究会又陆续创办了《正谊》和《新中华》杂志以及《中华新报》,使他们的宣传活动更加形成声势。
在美国，黄兴与李书城等人积极进行宣传，旨在“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24)。黄兴还着重揭露了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列举了其祸国殃民的五大罪状：“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25)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号召海外侨胞“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并表示“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20)。
在南洋地区，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也极力宣传欧事研究会的主张，准备在南洋“另树一帜”,以求扩大欧事研究会的影响，并“尽力去办，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经过努力，南洋华侨中的陈新政、林义顺、蔡炽等人及一些客籍华侨接受了欧会的主张。不久，李烈钧邀日本东京欧会的成员林虎、赵正平、柏文蔚、耿毅及邹鲁等到南洋开展活动。是时，恰遇广东发生水灾，于是乃组织了“中华水利促进社”,对外宗旨宣称“拟兴办水利，并计划在南洋设立世界轮船大公司，分劝募股”(27),实在藉此避开居留政府的干涉，“筹备大款，然后举事”(28)。但由于与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支部发生冲突，故收效甚微，奔波半年，只募得“荷兰纸币九万三千余盾，英纸币一万余镑，共合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29)。
欧事研究会在国内的组织主要集中在上海，“多为国会解散后之议员，未被捕者，若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徐傅霖”,都参加了欧事研究会。殷汝骊后也由东京返回上海活动，他们在此创办了《正谊》杂志，谷钟秀任主撰；欧阳振声在稍后又设立了泰东图书局，并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密图改革，而资之以联络海内外同志之机关，凡党人至沪或欲有所传递，莫不倚泰东书局。”(30)此后，欧事研究会还向云南、湖南等地派遣了方声涛、程潜等人，进行组织及反袁的联络工作。
就欧事研究会整体的组织来看，发展规模始终不大，且既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又缺乏严密的基层组织。是一个局限于上层社会人士的“名流党”。所有这些，自然都影响了它的号召力和战斗力。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宣布停止党务活动，欧事研究会亦逐渐消散。不久，国会恢复时，原国民党籍议员聚集北京。为增强在国会中的战斗力，以便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相抗衡，张继乃“以旧国民党领袖的资格纠合旧日同志”,于9月9日在北海公园集会，组成“宪政商榷会”(“商榷系”的名称亦由此而来),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欧事研究会成员多从属于其中的“客庐系”。尽管此时欧事研究会名义不复再有，但其成员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却始终隐形于国民党内，且其后更有政学会为承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