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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 鲁迅《送灶日漫笔》全文、注释和赏析
释义

鲁迅《送灶日漫笔》全文、注释和赏析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子。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太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 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析】 民间中广为流传的以夏历12月24日为灶神升天日子的习俗,与其说表现了中国百姓敬鬼神的心理,倒不如说是表现出中国百姓对鬼神的一种机智愚弄的态度。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民族文化心态,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现象。由此联想而来,中国人对鬼神既然如此,那么对待人情世故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于是,在鲁迅的杂文《送灶日漫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幅情景的真实画面。这其中,国人特殊的心态,劣根性,以及带有普遍性质的社会现象,都一幕幕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因此,着意描绘人情世态的虚伪,揭露国人丑恶的劣根性,成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然而,这种描绘不仅仅只是单纯地停留在一些现象的评述上,而着重是在本质上进行开掘。文章描绘这种现象,最突出的艺术方式就是采用“比兴”联想的手法,从纷繁的现象入手,深入到本质特征中开掘,从而反映出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文章中,首先借对送灶日民间送灶神升天习俗的描绘,着重表现百姓对灶神的两重态度:既敬之又愚弄之,进而联系到现实生活中人情世故的种种现象,例如文章中所揭露的饭余酒后的所谓“宏论”、“公论”现象,“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的现象,会议空谈,毫无结果,一哄而散的现象,如此等等,都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对这些现象作出了本质的概括,使人不得不去严肃认真的思考这些现象: 既然中国人对付鬼神也是抱着 “敬之而又愚弄之”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这种方式,又何尝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饭余酒后的宏论、公论,会上空谈,毫无结果,一哄而散,“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等等,都充分地反映出那种对付鬼神“敬之愚弄之”的手法、态度和方式。这仍然是一种丑恶的国民劣根性,它所表现的正是一种虚伪的人情世态现象。所以,通过“比兴”联想的艺术方式,就使文章在谈论国人对付鬼神的态度方式中,为进而联系到现实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相类似的现象,并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契机。这可谓是鲁迅的匠心独运。

鲁迅曾经猛烈地抨击国人“瞒”和“骗”的文化心理特征,指出在“瞒”和“骗”这条奇妙的逃路上,一天天的自满即一天天的灭亡。其实,从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上来看,所揭露的又何尝不是“瞒”和“骗”呢?用“敬之愚之”的方式对付鬼神,是“瞒”和“骗”;而对待人情世故,采用所谓的 “公论” 等等,则也是“瞒”和“骗”,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所以,鲁迅文章的结尾,也就深刻地指出:“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应该说,这段精辟的论述,也正是文章中心议题的深刻寓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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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5: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