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知难行难》全文、注释和赏析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 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 《红楼梦》上的所谓 “病笃乱投医” 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

“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 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 “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析】鲁迅这篇杂文，最初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署名佩韦。后收入《二心集》。

文章大致可分四段。

第一段，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也可以说对我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心理的一种深刻的剖析和特具会心的概括。试看：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 《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 了。

第二段，说明这老例到了 “末代皇帝”溥仪那里，依然如故，于是，胡适博士被召。

这事，在胡适自己所写的《宣统与胡适》(《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3日)一文中说： “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 ‘先生’，我称他 ‘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这便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虽然这召见该属于老例的后者，终于比“病笃乱投医”还要落魄些。当然，后来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又闹了一阵。

第三段，写当时所谓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逃不脱这历史的老例，胡适博士被征召，这回是“对大局有所垂询”。然而当时蒋介石正面临着国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内的人民革命怒潮，日子也不好过。这回胡适“称他主席”。一贯标榜提倡自由民主人权的胡适，在溥仪面前，竟慑于清室威仪，忘了自己是民国的一份子，居然俯首称臣。而这回却有先例在，不再是慑于空架子的威仪，而是实在的“民国”的刑法，“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因此，胡适便自然不得不“我称他主席”。鲁迅的杂文，往往信手拈来，便带着一针见血的讥讽。

第四段，归结到本文的题旨，全力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先承上文，从“垂询”些什么谈起。新闻报导说是垂询大局，既然是大局，鲁迅又讽之曰： 则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争论的麻烦。接着便引“新月派”罗隆基博士的话，以代表各种政见的人组成政府，一旦组成，又要求牺牲各人的政见。说来说去，还是一党专政。所以，鲁迅说：“这种 ‘政府’ 实在是神妙极了。”画龙点睛，尽在本文最后一句： “但，‘知难行易’ 竟 ‘垂询’ 于 ‘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这里用了 “替代”的修辞法，“知难行易”原为孙中山提倡的学说，泛指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是胡适一篇文章的标题和主张，其中要旨是要蒋介石“充分请教专家”，实行“专家政府”，此处暗示胡适与蒋介石的默契，意欲参加蒋的政府。然而政府又是不允许发表个人政见的。胡适的自由民主，难免是单相思。在蒋介石一面，垂询大局云云，虽有装璜门面的成份，也不能不说类似 “病笃乱投医”之类。

鲁迅曾说过：“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引历史上的先例为证，引发出目前发生的种种，其可笑与可悲，使人洞若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