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行非草 人谓 “当时第一”

蔡襄是宋初名臣，为官清正，威望卓著。他性情忠厚，正直，尚信义，学识渊博，诗文粹美。当然成就最高的还是书法，在宋初曾有 “当时第一”的称誉。
蔡襄是宋代少见的一个书法多面手，精擅各种书体。他的挚友欧阳修曾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二),显示其深厚的功底和全面的技巧。尤其是行、楷、草，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
从现存蔡襄的作品来看，有三十多件墨迹最能反映他的水平。面对这些作品，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其风格跨度之大，体态变异性之强烈是宋其他书家所难比拟的。蔡襄的风格基本属婉媚秀劲一类，然而他能在这一风格式样中，极其灵活多变地把各个侧面都展现一番，有锋利流畅的，有简约含蓄的，有持重谨饬的，也有淳淡婉美的。所有作品中流露的清灵拔俗气韵和整个氛围的轻松明快，都使人如对一位平和怡淡的正人君子，而这位君子又时常在举止笑语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性格的方方面面。这一现象的深层美学意义就是，一种风格式样不应成为复制雷同作品的僵化模式，而应在同一式样中创造出各有性灵、态势有异的作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行草书中看到。
蔡襄的行书中时常参入草书，而草书又时常带有行书意趣。因作品大多为手札之类，非常随便，信手拈来，没有严格的书体规范。这种融合行、草书于一体的习惯大概发端于汉末魏晋的民间书法，从现存的那个时代的残纸(如楼兰残纸)上很明显有这种形式。而把这一形式推向高潮的当推二王，特别是王献之。正如张怀瓘《书议》所说： “子敬(王献之)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这种 “超逸优游”的 “风流”书体能更加自由灵活地发挥作者的情思，而在字型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是经历隋唐，行、草书体便泾渭分明。如著名的《兰亭序》、《争座位》、《祭侄帖》等都属较正规的行书，而像孙过庭、张旭、怀素则属纯粹的草书。在这种行草相参形式几乎式微的情况下，由蔡襄首先得到复兴。当然，也应看到，这种“临事制宜，从意适便”的形式往往用于朋友之间的来往信札，它属于小品化的书法创作。但在后来宋代却成了最常见的创作形式，如苏轼、米芾的大量作品就属于这类形式。
蔡襄书作中最具魅力的也就是这类非行非草的书法作品。如 《思咏帖》、《脚气帖》、《京居帖》、《虹县帖》、《安道帖》、《离都帖》、《扈从帖》、《山居帖》、《郊燔帖》。即使像其著名的 《自书诗稿》一开始也是中规中矩的行书，可越往后，便越草化，体势也越纵横不拘。他不在乎字体的简单统一，更强调一幅作品的前后字型体态的跨越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所流露的随意纵逸，成为蔡襄创作的基调。从这类作品中，亦可看出他创作时心态之放松自然，已脱离了那种正襟危坐、一笔不苟的规范约束。这有点类似王献之等晋人的创作心态。也许正是他这种有意无意的发挥，成了宋尚意书风的滥觞。

蔡襄 《脚气帖》

蔡襄的行草书变化多端，师承各家各派。无疑，蔡襄是个集古者，从传统的晋、唐书法中多方面地吸取营养。他的作品中经常可发现与这些大师前贤的渊源关系，如《思咏帖》之与怀素《千字文》,《入春帖》之与张旭，《自书诗稿》之与 《兰亭序》,《安道帖》之与虞世南，《离都帖》、《扈从帖》之与二王尺牍，等等。他所以成为宋初第一个大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兼收并蓄地将传统融于一体，又能舒展自如地发于笔端。在中国传统书法的发展机制中，最为稳妥的成功之路就是，首先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打入传统圈子，从而以其绝对高度傲视群雄，确定其不同一般的地位。蔡襄是依赖他的传统高度，才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的。苏东坡说： “……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 《东坡题跋》卷四)
虽然，从形迹上看蔡襄确实学了不少古人的精华，但这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关键一点是，所有作品的基调能够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因为蔡襄有一种自出机杼的统率作品的精神追求，那就是经常流于笔端的风流蕴藉、淳淡婉美的韵趣。无疑这是他浸心晋人书法的结果，也是他传统高度的一个标志。他曾对王羲之下功颇深，“所摹右军诸帖，形模骨肉，纤悉具备，莫敢逾轶”( 《清容居士集》卷四七)。清左因生《书式》记载一段蔡襄的言论：“书法惟风韵难及，……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这一段话即可作为蔡襄对晋人书法的理解，亦是对蔡襄自己书法的一个很好注释。
蔡襄的行草书看似漫不经心，细细分析方知每一笔都十分精到，毫无粗率之处。这是因为他有高超的用笔技巧。他能深悟唐人中锋用笔所产生的线条流动感，又能旁参晋人中锋、侧锋兼用所产生的线条块面效果。因而他的用笔既流畅，又有立体感，能在毫不经意中见含蓄。但因他是倾向于表现一种风神洒脱的韵趣，所以锋颖的运用上外露，笔毫触纸没有过多的修饰动作，非常直接迅捷，一气呵成，于自然中见精神。用笔上的这一特点使他区别于晋唐书法，晋唐书法更加注重线条动作的修饰。一般来说，锋颖外露往往容易导致线条的单薄轻浮，但蔡襄有他的补救方法，那就是利用了提按，提按动作的加强，使线条呈现一种轮廓，增加线条的节奏感和坚挺削拔之感。相比较，晋唐书法主要是使用绞转、平转的方法，提按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方法。蔡襄运笔的速度是快捷的，提按的使用则避免了浮滑的弊病。重要的是，提按动作的节奏感，使线条的律动与作者的情感律动易产生共振，这是蔡襄在内的宋人书法精神外拓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一点在《自书诗稿》、《安道帖》、《谢郎帖》中都可得到印证。
在结构上，蔡襄基本上用晋唐人的结字法则，能在平稳中见姿态，字型尤其受楷书规律的影响。但有的作品他能不落窠臼，字型已走向夸张变形、任意所为的地步，很难找到前人的影子。最典型的应数《郊燔帖》。此帖姿态万千，结体走向非常灵活，横势竖势穿插得天衣无缝。个别字的处理别出心裁。其他如《连日山中帖》也十分精美。
蔡襄的章法，主要是以意贯之，一气呵成，整体感觉充实紧凑，神完气足。字与字组合疏疏密密，非常自然；行与行之间隔得较开，行气明朗，在空间节奏和时间节奏上能很好地协调统一起来。采用这种章法，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表现他那风神洒落、淳淡婉美的书法风格。
还应一提的是蔡襄的楷书。在宋代他的楷书首屈一指，这固然是因整个宋代不重楷书，而使他于无佛处称尊，但其成就仍不可忽视。蔡襄注重楷书是与他对基本功的概念有关。他认为楷书是基础，是写好行草书的前提。他的大楷书主要是学颜真卿，但不似颜书之博大雄浑，而流露出飘逸秀劲的意趣。这倒颇似他的行草书，或许其楷书也受到行草书风格的影响。他写给皇帝的《谢赐御书诗表》在整饬中仍能见出潇洒随意。而其小楷如《寒蝉赋》也颇有可观之处，古拙刚毅处在魏晋人之间，与其大楷书截然不同。这似乎说明，他楷书的起点在唐人，但却对唐人规整划一的法度有所回避，经常于不经意中回归到魏晋人的自由随意。所以他的楷书与行草书在意趣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蔡襄的书法在表现委婉秀劲风格时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也有失于度之时，表现在作品中即有时过于纤弱柔媚。前人对此亦有讥评。米芾评曰： “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宝晋英光集·补遗》)黄山谷也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 《豫章先生遗文》卷十)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风流韵趣的同时，没有把握好阴柔和阳刚二者之间的尺度，过于阴柔而缺阳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