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新修滕王阁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 (820) 十月写的一篇应酬之作。是他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旋移袁州之后所作。

滕玉阁，原址在今江西省赣江江滨。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婴于贞观十三年 (639) 被封为滕王，授金州刺史，后转为洪州都督。在洪州任上，曾于长州建一巨阁，命名为滕王阁。该阁气势宏伟，雄踞江边，“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登阁望去，可“穷岛屿之萦回”，远处望来，又“列冈峦之体势”，从“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中展示出滕王阁壮美秀丽的图景。自阁建成后，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在此宴游唱和、吟诗作赋，又使多少仕途失意之人，在此触景生情，反复抒发客居他乡、怀才不遇的慨叹，因而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王绪的《游阁赋》、王仲舒的《游阁记》等，使滕王阁声名远播。以后，洪州都督阎伯屿又重修此阁。该阁历经修建，后被焚毁。

这篇文章是韩愈应王公之命所作的一篇记文。王公，即王仲舒，于作者写此文前四个月被任命为洪州刺史及江西观察史，而韩愈当时则是他的属僚。王仲舒到任后又重修了滕王阁，因而嘱韩愈作记。从题目上看，全文似乎是一篇游记。大凡台阁游记，一般多是记叙建造修葺过程、历史沿革、壮观景貌等，通篇不会脱离所叙对象，记事颂功则为次要。然而，韩愈却一反常规，名为台阁记，却仅仅以滕王阁为线，通过这条线，把王公的美政串连其中。他从庶族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王仲舒到任后的政绩大加赞扬，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愿为臣主效力的强烈愿望。

唐代以前的应酬文章，多为平庸之作。一般的写法是先将君主的政绩罗列出来，大肆褒扬，然后转入议论。可韩愈前此并未到过滕王阁，没有到过滕王阁却又必须写滕王阁，一般的人恐怕难免会有敷衍之语。韩愈却打破陈套，独辟蹊径，他运用联想，翻新出奇，起笔就凌空入阁，“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出笔入题，毫不拖泥带水，把滕王阁的壮观、雄奇、美丽仅用“瑰伟绝特”四字高度概括，不负江南“独为第一”之誉。这样写，既点到描摹对象，又为“新修”做了铺垫。魏禧称此为“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日录论文》)。特起，亦称孤起，即不用陪衬掩饰的笔法单行直说。文章随即笔锋一转，开始从欲游滕王阁而不得游的深深遗憾中，抒发情怀，层层蓄势，为后文铺垫：第一次是他“侧闻”众多江南临观之美中堪称第一的滕王阁“有瑰伟绝特之称”，后来看了三王的序、赋、记之后，“益欲往一观”，为的是“以忘吾忧”。这一“忧”字涵盖了作者当时的心境，但因“系官于朝”而不能去。第二次“以言事斥守揭阳”，因公务在身，未遂往观滕王阁之愿。第三次是移袁州之后，有了一饱眼福的机会，“窃寄目偿所愿焉”，但又未能了其宿愿。这时，文章顺势“捎”出了王公的政绩：“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在短短三百余字中，作者就四次为没能饱览胜景大叹遗憾，并借题发挥，既暗示了滕王阁独冠江南之美，又为个人之“忧”而发牢骚。文章之妙也正在于此。前三次未得游阁正是为第四次没有借口去埋下了伏笔，而第四次未能成行，又是叙述王公政绩的衬笔。第四次他原准备以“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为借口到滕王阁一游，无奈“吾州乃无一事”。为什么袁州这样平和宁静而没有什么可以兴革的事呢？这是因为“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既然有这样好的办法，自然也就有了“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的结果。这样，就自然地使王公的德政与滕王阁的奇观并称，愈发显得相得益彰了。作者借阁抒情，以阁喻人，表面看似记阁之作，实际上是记人之文。文章在不知不觉中把王公的政绩显露出来，既未流露出溢美取媚之意，更在含蓄中表达了愿“听命于幕下”的忠荩之心，可谓匠心独运。“反复以不得至彼为恨，此等蹊径，自公辟之”(曾国藩语——《韩昌黎文集校注》)。此后，归结到题旨，使首尾相接。在叙述了修阁、阁中宴饮、被命作记文之后，发出“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的感慨。叙事之外，寄寓了自己的意愿，既正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又暗示出希望能得到王仲舒心契相知并获得擢拔援引之意。这种宽题窄作、翻空出奇的笔法，使文章诡谲多变，极尽曲折之妙。

全文短小精悍，叙事线索富于变化，忽而“系官于朝”，忽而“斥守揭阳”，一会儿在袁州，一会儿又到了阁上，但又重点突出，全文围绕着政绩议论、抒情。在“无因而至焉”的倒叙中加入了作者“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的抒情。这本是一段很平常的颂扬文字，然而一经韩愈之手，便觉“环玮钜丽，简老深括，忧绝于人” (张裕钊语——《韩昌黎文集校注》) 。这种笔法，出神人化，含英咀华，闪烁着独创精神的光辉。难怪“后人踵之以千万” (曾国藩语—同上) 。如宋代的史中辉、黎希声、李然明等人都曾效此法歌颂欧阳修、苏轼、苏舜钦，创作出了《岘山亭记》 《远景楼记》 《照水堂记》等一批好的记文。

《新修滕王阁记》通篇善用“虚”，即采取了避实就虚的艺术构思。表面看系“首尾叙其不一到为叹”，实则巧妙地把赞誉之词说成是“乃不辞而承公命”，更深的意思则在于“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并以此来解“吾忧”。这避实就虚的写法，比直观外露的述说更易增强感染力，给人以意蕴绵长、回味无穷的感觉，因而读后使人感到它不单是一篇应酬之作，更是艺术虚构的成功之作。

语言上，韩愈采取了散句单行的形式，并较少陪衬。在叙述中，有“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的设问，有“既以未得造观”的感叹，运用了较多的“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无侈前人，无废后观”、“公所为文，实尽在壁”这样的四字句式嵌入文内，于散文中见整饬，疏密相间，别具情韵，正如姚范所说：“……风格峻朗，公之文老境如此”(《韩昌黎文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