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在“安史之乱”初期，叛军所过州县，官吏纷纷逃散。但也有极力抵抗、英勇捐躯者，象颜景卿、袁履谦、张介烈、庞坚、李憕、卢奕、蒋清等人，而张巡，许远是其中极突出的英雄。他们在区区一个睢阳(今河南省睢县)城坚守了十个月之久，保障了千里江淮的安定。然而，他们的为国牺牲，却遭来了许多非议。韩愈写此文，一要驳斥这些诬陷，二要补充张巡等人的一些轶事，以还英雄们的本来面目，就是本文的命意。为什么要取《张中丞传后叙》为题呢？在此借用方苞的话来作答：“前三段乃议论，不得曰记张中丞逸事，后二段乃叙事，不得曰读张中丞传，故标以张中丞传后叙。”

本文虽说是前议后叙，能否前叙后议呢？不妥。因为只有先清除了人们头脑中的错误看法，才可以补充灌入新鲜的事物，这正如俗语所言：破字当头，立在其后。在前三段中，作者主要驳斥了三种不实之词。一是“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认为许远被虏是怕死。这是不尽人情的诬陷。作者先假设这种指责可以成立，那么为什么怕死的人，在粮尽之时，还要杀妻妾、奴僮以哺士兵呢(这点不可取)?为什么在没有丝毫外援的情况下，还要死守城池呢？为什么当叛将令狐潮用玄宗存亡不知为理由来劝降时，还不投降就虏呢？可见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二是“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认为许远是无能者。这种说法是小孩子的话。“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后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用比喻法论证了这种说法是无知的表现。三是“责二公以死守”，认为他们不应死守城池。这完全是“小人之好议论”。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是：一无援兵，二不能突围。死守并非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别处将领们“擅强兵坐而观”造成的；再者，他们“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是以“守一城”而“捍天下”，建立了卓卓功绩，何过可责！可见这些责难，不过是小人对巡、远两人的“淫辞”罢了。张巡，许远比那些“弃城而图存者”，“擅强兵坐而观者”要光明得多，伟大得多！

文章在驳斥小人的诬蔑之中，就树起了张、许的光辉形象。为使这形象更加完美，下文又写了作者在汴、徐两州间的见闻。所以在后两段中，记叙了南霁云“乞救于贺兰”，城陷时不屈的史事和张中丞记忆过人，就义时“颜色不乱”，大义凛然的情景。“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船上人犹指以相语”。这些句子补充说明了这些所叙之事的真实性，可信性，也说明了张、许、南等人的事迹在汴、徐间广为流传。无怪乎欧阳六一公说：“张巡、许远之事壮矣！ 秉笔之士，皆喜称述。”

此文组材上议叙结合自然。在议中，用事实驳斥种种“淫辞”; 在叙中，用生动形象讴歌了英雄。前面的辩诬是为了后面的歌颂，后文叙事中的寓褒贬，别善恶，又是对前文论点的进一步论证。第一段是全文的一个纲。第二段就是用辩斥的议论方式为“许远立传”; 第四段又是用记叙的方式“载了雷万春 (前人怀疑此处“雷万春”就是“南霁云”之误) 事首尾”; 第五段则用“张籍曰”、“张籍云”与“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呼应。正如方苞所言：“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

本文题虽是《张中丞传后叙》，但并非只写张巡一人，作者在论辩中，就塑造了不忌才，能自谦； 无外援，犹抗敌； 宁战死，捍天下的睢阳太守许远。在典型事件的叙述中，刻画了大将南霁云的勇且壮，义且忠的感人形象。借张籍口述，描绘了张巡临难不惧，英勇就义，可泣可歌的事迹。这一个个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英雄形象，虽写法不同，角度各异，均由守卫睢阳城这条主线，将他们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人物画廊，让读者在这画廊中听到他们的话语，感到他们的体温。

作者之所以能塑造出一个个呼之欲出的生动形象，是因为他深得《史记》中列传的写法，可称为《义将列传》。韩愈是将人物放在典型事件中进行刻画的。写南霁云就写了他在“乞救援兵”这一主要事件中的表现，着笔不多，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写张中丞，选写了他与于嵩谈读书、背诵这一无关紧要的小事，可这个典型事件能充分显示了张巡的不凡——超人的记忆。正因为选的是日常琐事，更能给人以亲切之感。

韩愈在刻画人物时，着重写人物的对话。这样不仅力求简练生动，也避免了冗长的静止的描写，亦是《史记》的招数。写南霁云死前与张巡的对话，只一句，就画出了南将军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 写张巡就义前的语言，“汝勿怖！ 死，命也。”神态“阳阳如平常”，就使读者肃然起敬。

能如此成功地刻画人物，不仅是技巧的高妙，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在写此文之前，作者是做了大量收集材料的工作 (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随意的)。正如文中所写，“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州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由于掌握了大量的史料，才能有筛选的余地，当然，这个筛选是精心的，是要为文章的主旨服务的。

那么作者写此文的主旨是什么呢？写此文时，张巡、许远已辞世四十多年了，事隔近半个世纪，还写二人，显然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更是为了反对当时的藩镇割据。因为“安史之乱”平息之后，李唐王朝并不太平，内战频繁，特别是北方藩镇，气焰嚣张。作者就是要借表彰忠义殉国的巡、远二将，鞭挞那些贺兰式的小人，那些闹分裂的叛臣贼子，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