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集体无意识

兔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青年参考》,载有吾同行苏左记者一文，说他采访一位洋明星时，那洋明星和一外国记者一起批评“中国的水太脏了”,他于是“心被刺得生疼”,反驳道： “中国的水再不卫生也不致使您染上艾滋病！ ”
这篇题为《该怎样对待洋明星》的杰作真叫我痛快。是“龙的传人”,系“炎黄子孙”,岂能容洋人非议中国之水？祖宗有教： “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之中者曰中国，居天之偏者曰四夷。”(石介《中国论》)据此，我等当奋起“用夏变夷”!不料，一位在卫生部门工作的朋友却忠告我： “一般来讲，我们中国目前水的清洁系数和人的健康水平，都还低于西方国家。”这叫我陷入了痛苦的深谷。一方面，我恼火那洋记者洋明星，他们居然敢脚践神州，面对龙的传人而毫无顾忌地揭华夏之丑；一方面我又梦想要把中国人、中国水的卫生、健康水平提高成全球第一。这当儿，“心”突然跳出来，赤膊上阵说： “嘻！你既这般思改进，可见那两位夷人实在批评得好。尔为何倒还要忌恨人家呢？ ” 我赶紧申辩： 可那反驳文章并非我写！ “心” 哈哈大笑说： “你既然赞同那反驳，可见同仇敌忾，党同伐异——不等于就是你写的？ ”
“一片降幡出石头”,我哑口无言了。我何以会如此呢？ 哦，莫非这就是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所谓的 “民族集体无意识”在作祟？ 啊，苏左记者反驳洋明星之文章，分明体现了一种“攘夷” 集体无意识！ 文末在述说“众人竟热情不减，直挤得明星浑身冒汗，被保镖挟持着 夺路而逃”,使洋明星“在一处只参观了一半便拂袖而返” 后，非但不对同胞的无知规劝一二，反仰天长叹： “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正义、热情、勇敢的化身竟如此傲慢无礼！ ” 这不正是“华夷大防”、“尊夏攘夷”之精神的新发扬吗？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含有鄙视色彩的词称外邦人为 “北狄”、“东夷” 、“南蛮” 、“西戎”。孟子公然宣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孟子·滕文公上》)此传统虽受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之影响而终未变。 明人沈㴶痛斥西洋数学几何为邪术。清吏刘西鸿大骂火车铁路乃 “至拙至愚之器”。康熙之臣杨光先反对西洋历法，“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直到自封为 “东方巨人”之后，还将从德国来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 斥为 “科学发展的绊脚石”,将美国来的“土力学”判为 “不堪一击” 的 “伪科学”! “文革” 在某种意义上，实乃是一种大大超越义和团运动的全国性“攘夷”运动，其 “北京乃世界革命之中心” 之口号，正是“尊中国、攘夷狄” 的千年道纲之再现，诚所谓“凡吾人所欲言，无不于数千百年前言之” (叶德辉《明教》)。即便近年大倡改革开放了，北京也发生过“洋人坐三轮车是想重新骑在中国人头上” 之呼吁，武汉柴油机厂的洋厂长格里希也终究屡遭“爱国之情”驱赶，不得不以 “到职期满” 为由归回德国。多少年来，我们只许夷人赞我，严禁洋人议我。庸碌之辈的“夷狄”媚我，我们就颂他伟大；伟大的洋人谏我，我等便骂他混蛋，“其心必不欲中国窥见西洋好处”(清《郭嵩涛日记》第三卷)。中国至今难以“沉重的翅膀”起飞，不正是深蒙此流毒之疾么？
这一番意识流，炙得我耳热心疼。想我一个立志激浊扬清的杂文弄潮者，怎么居然也未逃脱“攘夷”集体无意识呢？我思索，平日自己还有些什么“临床表现”? “你何必苦想”,“心”忽然又开口了，“这明白的很。老兄虽然常道貌岸然地造杂文讥讽人家，可你却最烦人说你有‘病’。所谓‘夷’者，不就是‘外’的贬称么？国人向来‘在家为家，在国为国’,这攘夷也就是在国攘洋人，在家攘外人，为国攘夷是为家攘外的延伸。说通俗些，反对洋人批评吾国，也就是阻止他人非议自己的必然外延，后者正是前者之病灶。”
说得妙！我算对“心”折服了。记得老烈有篇《杂说五同》的杂文，说现在社会上颇时兴“同乡、同宗、同学、同事、同派”五同。是同乡，黑的我也替你辩成白； 曾同学，马上叫你“朝中有人好做官”;观点和我同派，我便叫你“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反之，轻则“莫管他人瓦上霜”,重则“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把君“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不正是形形色色的攘夷集体无意识么？中国若要彻底将其荡涤，首先须一切领域广开批评，保护异端。一个热衷于攘夷的人是注定要返祖成狼孩的。一个永远念念不忘攘夷的民族是一定难逃印第安人结局的！这只要想想中国从清末即学习日本的维新而今天仍落后于“东夷”的过程，谁谓不宜？
临末尚须一提《文摘报》。它于十一月廿二日转载了《该怎样对待洋明星》一文。我不知转载者意图何在？若是以示支持，这便更见攘夷集体无意识在中国根深叶茂，所谓“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可叹可虑！

(1988年第5期《现代作家》)

赏析 “攘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族劣性心态。由于源远流长，“攘夷”者们的表现不一而足，况且很少有人超越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因此，议论这类问题的文章不多，尤其是千余字的杂文。本文作者确是独具慧眼，洞幽察微，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了事物本质。文章所取的类型，恰似生物学上的标本，有极大的代表性和极高的概括力。作者又借鉴了现代艺术的怪诞手法，通过解剖自我，来引起读者的反思。全文以由近到远、由远及近的线索谋篇布局，立意高、点子巧，触及读者神经而又谑而不虐，使读者在深深的思考中领会到其中的“真言妙道”。
文章要谈的是民族心理问题，但它却从人们都感兴趣的《该怎样对待洋明星》一文写起，这种由远处入笔的写法，是很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在论述中，作者谈到对待洋明星揭华夏之丑的看法，毫不讳忌地亮出了“我”的自相矛盾，然后，让“心”跳出来与“我”对话，这种把“心”拟人化的怪诞手法，有新意、有趣味，真实地否定了“我”的看法中的“攘夷”无意识。并且深刻地分析出产生自相矛盾的原因： “民族集体无意识”在作祟。
在确定了题旨之后，作者对中国几千年来“攘夷”的历史做了高度的概括。从孟子的“攘夷”学说到清吏刘西鸿大骂火车铁路为“至拙至愚之器”; 从“文革”的“攘夷”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攘夷”现象，作者娓娓而谈，联想丰富，一幅幅“攘夷”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在一番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意识流”之后，作者又回过头来，把笔触伸向自我意识深处。通过我的“心”之口，道出了我的“临床表现”。这种自我剖析的写法，很自然地引发读者自身的反思，从而达到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就这样，文章从今到古，又从古到今，反复论证，逐层分析，阐述深刻、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应该说，本文的成功，除了得力于作者知识丰富、善于思考之外，文章的语言也别具一格。它不但形象生动，而且非常犀利。比如： “庸碌之辈的 ‘夷狄’ 媚我，我们就颂他伟大； 伟大的洋人谏我，我等便骂他混蛋……”,引语中的“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等等，作者运用了许多反语，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