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书法与兵法

军事一度成为社会生活推进书法艺术的重大媒介，特别是在由秦汉至唐书法的草创和迅速发展的阶段，以后这种潜在的影响也一直是存在的。
书法与军事着重在理论上、哲学上、美学上、艺术的风格与形象上发生联系。
相传毛笔的发明者是蒙恬(?—前210)。蒙恬是秦国持重兵长期守边的一名武将，他和他的父亲蒙武、祖父蒙骜祖孙三代都是功勋显赫的秦国大将。李斯也曾自感才能不如蒙恬。有一次，赵高问李斯五个问题，说在才能、功劳、智谋等方面和蒙恬比较，谁高谁低？李斯说，此五者皆不及蒙恬。可见蒙恬是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他能文能武，准是在长期守边中研究了书法，要不，毛笔的发明权怎么就落到了他的名下呢？文人的武器，同时也是武人的文器。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以前的一流书坛人物中，很多人都有强烈的军事和政治色彩，如李斯、萧何、曹操、卫瓘、索靖、钟繇、王羲之、唐太宗、颜真卿等人，他们或者是开国建朝的人，或者有长期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经历，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那个阶级中的能文能武的卓越人才。其中王羲之算是军事经历最少的人，但人们还常称他王右军。他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对书法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重大的或比较重大的贡献。唐以后，就主要是文人的字了，从米南宫到赵孟頫、董其昌，还都是书画兼长的人。文人的字和武人的字是否不一样呢？一般的文字书写不算数，进入书法的领域，只要不说绝对了，常常可以表现出气质、志趋、抱负从而到技法等方面的不同。一个人的审美观、艺术兴趣，显然跟他的职业有关系，比如一个学者，搞学术研究，他的笔画就容易持重些；一个文学家、画家，搞惯文艺，讲究技法，会更多地注重优美秀丽的成分。诸如此类，不难列举。文武之间，本没有鸿沟，二者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统一起来，所谓“国家必有文武”,要能文能武，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吴起的 《吴子·论将》: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诸葛亮《心书 ·将诫》中也说，用兵的要务，要“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古代的兵法上要求人们的智慧和气质是文武双全的，武中有文才是将才。书法及其理论一度也曾鲜明地表现为一个文武的结合体。
“书势”这个书法的基本概念，最初就是从武中来的。在社会科学中最早提出并论述“势”这个概念的是兵法。从孙武到孙膑的兵法都特别重势，即争取优势，保持主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都有专门论势的篇章。后来在政治理论中也讲势。力时常表现为动态，势往往是蕴含的力。实力很强的军队，孙武认为那是 “形”,他说“勇怯，势也。”他打比喻：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还说：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水本来漂不起石头，但激流便能冲走石头，这就靠势。高峰上转动的圆石，便蕴含着势。高峰坠石，势便由蕴含而表现出来了。勇，《说文》: “气也。从力，甬声。”故勇也是力。怎样取得这种力和势？那就靠将军的指挥艺术了，形是已成的事实，有多少兵力，势是可以主观争取的，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便是以长击短，以实击虚，这就如激水之疾，如高峰坠石，取得了势。“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以上均见《孙子·势篇》)孙膑同齐威王讨论兵法时，回答了在各种情况下取胜的方法，齐威王赞叹说： “善哉！言兵势不穷。”这是赞扬孙膑说“势”说得非常之好，依靠取势，便总有取胜的办法。往后，我国的兵法也一贯重势，理论上论述势，指挥上争取势。
从兵势引申到书势、笔势，第一个谈论书势的人是萧何。萧何是既通晓兵法、又通晓书法的人，他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书法理论发展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他说：
夫书势法，犹若登阵(即上阵，即身临战场)。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遗(“遗”一本作 “贵”)在笔下，出没须有起伏(一本作“倚伏”),开阖(指阵法的开阖)藉乎阴阳(指地势的高低和斜坡所向的方向)。每欲书字，喻若下营(一本作“喻若安营下寨”),稳思审之，方可下笔。
这一段话，既是论的书法，也是论的兵法，他把书法与军事融合理解了。变通、文武、起伏、阴阳(张怀瓘论用笔时说：“阴为内，阳为外；敛心为阴，展笔为阳”),都是书法上常说的问题，都是奇正问题的具体分析，虽然没有更多的说明，也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并不感到萧何这段话用到书法上来有什么生硬和牵强。为什么在文字各部分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称作起伏、开阖、阴阳、奇正之类而不称作别的呢？显然是导源于兵法中的概念。这样就把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因素贯注和移植到书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来了。
萧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后为农民起义、楚汉之争所裹胁，长期致力于军事斗争。他当年镇守关中，足食成军，巩固后方，是“稳思审之”的。萧何一生谨慎从事，瞻前顾后，考虑周到，这是他的思想和为人的风格，以致诛功臣也诛不到他。他写字也主张像战略、战术的考虑那样稳思审之，相传他在汉宫中题字，写 “未央宫”三字，“覃思三月”,方才下笔，“题苍龙、白虎二阙，观者如流”。这说明他从用兵到写字，都要求有认真的构思。构什么思？构起伏、开阖、阴阳、文武变通的思，构势的思。萧何的字名闻一时，《史记》、《汉书》都未曾提到这一点，是正史之外的事，人称“萧籀”。他还深究笔理，曾跟张子房、陈隐等一起讨论用笔之道，又加上他这一段话，对书法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样，萧何就成了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
康有为和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家一样，看到了书法与军事的关系。他总括地加以论述： “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家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广艺舟双楫·缀法》)有形有势，就是要把静态的形和动态的势相结合，寄寓人的精神因素，开辟一个艺术的领域。康有为又说： “夫书道，犹兵也。心意者，将军也。腕指者，偏裨也。锋者，先锋也。……古之书论，犹古兵法也。古碑，犹古阵图也。” (同上)他这是在拿书法与军事作类比，首先作这种类比的应该是王羲之、虞世南等一系列人，相传是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就有一段类似的类比。他们作这种简单的类比不是偶然的，他们感触到书法与军事、文与武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深切的联系。这种深切联系，可表现为如下几点：
(1)书法的艺术本质——书势，这个概念是从军事理论中移植、引申的。
(2)在美学思想上，书法那种威武雄壮的艺术风格，以至一笔一画的艺术形象，如《笔阵图》所表明的，都曾经和军事不可分割。
(3)在方法上，书法中的艺术辩证法是受到军事辩证法的启示而发展的。
(4)书法中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也与军事有关，军事策略上的奇正对立统一观点也引进书法中来了，要求变通，要求奇，出奇取胜，这是我国传统的军事理论和书法理论的很大特色。
相传羊欣等好些人都作有 《笔阵图》,今传 《笔阵图》为卫铄所作，卫铄是著名的女书法家，她恐怕不一定有军事斗争的经历，但她完全生活在一个书法与军事的环境里。她的曾祖卫觊就是书家，她的祖父卫瓘(220—291)是精于书法的将军，能写多种书体而都得到很高的评价。她的伯父卫恒就是《四体书势》的作者。她的丈夫李矩，为维护晋的统治大局战死在沙场。所以卫铄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坚强而又深受艺术熏陶的女性，《笔阵图》本是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材料，把这样卓越的书法理论搁到她的名下，她是能够担当得起的。
《笔阵图》对七种基本笔画所提出的艺术要求，都是用军事的事物和形象来说明的阵云、坠石、崩浪、奔雷，都是兵法中用以形容军事行动的形象语言，藤是一种军事材料，如有藤甲、藤盔、藤兜牟、藤牌等，陆断犀象就是用利剑截断犀和象的角牙，以显示武器的锐利。《笔阵图》又称之为“笔阵出入斩斫图”,文字的笔画就要依照那些军事事物来塑造形象，要求一笔一画具有那种刚强、英武、坚实、飞动的气魄。这种书法的美学观点不是深深植根在军事之中吗？所谓笔锋、中锋，什么叫锋？《说文解字》:“鏠，兵也。从金，逢声。”后省作锋， 即为武器的尖端。《释名》也说：“刀，其末曰锋，言若锋刺之毒利也。”所以，笔画上的出锋或藏锋，本多英武之气。从东汉开始的隶书的挑笔，即所谓蚕头雁尾，到底是怎么来的，东汉以前的隶书就没有这一笔。根据《笔阵图》的论述，它很可能就是汉代及汉以后所流行的刀和刀币的形象，把刀横过来，蚕头就是刀把，雁尾出锋处就是锐利的刀锋，由此这横笔也都像刀口那样，略呈弧形。由于笔画中许多都呈现刀及刀锋，因此可以称之为笔阵出入斩斫图。《笔阵图》不是卫铄或某个人的艺术观点，它广为流传，是那一个时代的风格，我们试把那时的隶书和魏碑的笔画拿来和《笔阵图》的论述一对照，就可以明白写字的事情确实是照着 《笔阵图》所论述的那样办理的。
唐太宗也有一段从军事谈到书法的话，见于宋人编集的《墨池编》。他也是一个屡经沙场征战而后又学字不释手的人。虞世南一生是个文人，没有搞过军事，但是他写的 《笔髓》曾谈学书要 “类以攻战之势”,把书法与军事相类比。还说：“兵无常阵，字无常体”,即是要力求变通，出奇制胜，要做到“或气雄不可抑，或势逸不可止”。张怀瓘 《书议》中也说： “猛兽鸷鸟，神彩各异，书道法此。”书法是向鸷鸟猛兽学习的，这在后来的书法理论中很少这样说的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还是尚武的传统，兵法中常以鸷鸟猛兽来比方军队的行动。笔者还可举李白的书法观念，他歌颂怀素草书的那篇出色的《草书歌行》,说到最后，草书的形象是什么呢？“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一幅草书中有尚武的精神，还有攻守的辩证法。怀素只在寺院中写字，后来提着锡杖，西游上国，他是宗教界人士，与军队是绝缘的，但是他的书法却不能与军事割断关系。所以，笔者认为《笔阵图》的美学思想在唐代还有很大的后劲。不过，像《书谱》这样已经是富于文人的气息了。唐代以后，书法和军事的深切关系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书势的观念也逐渐被书法的观念所代替。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孙子兵法》的开卷第一句就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本义就是政事。所以，书法与军事的关系，也就是书法与政治的关系。这样说来，书法原来是一门具有浓厚的政治风格的艺术。由兵势到书势，笔力和书势的美，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美、军事美，渗透和移植到艺术美中来的。
宋代以后，虽然书法不尚武而尚文了，但许多深晓书法的人，仍不会脱离原有的这个传统观念，如黄庭坚评论米南宫的字说： “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札，书家笔势，亦穷于此； 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气耳。”这是肯定米字的笔势富于战斗的风格，最后一句是批评话，就是在这种尚武的笔势中间，缺乏了儒家的礼让和修养，意思就是过于武了。子路在没有遇到并跟随孔子以前，一味好勇力而性鄙陋，帽子上缀着一只雄鸡的制作品，衣带上佩着一只公猪的制作品，竟敢欺负孔子。那意思是嫌米字好斗了。这是黄庭坚从自己的审美观出发提出的批评，书法和军事的关系过于密切了就成了毛病，这种说法在唐以前是没有的。明代解缙是个文人，他的《书学详说》中阐述书法的布局问题说： “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布阵，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这是把书法布局和军事布阵相融合，他这最后四句，是引用《孙子兵法·势篇》中的句子。项穆也是文人，他的《书法雅言 ·常变》中说： “夫字犹用兵，同在制胜。兵无常阵，字无定形。临阵决机，将书审势，权谋妙算，务在万全。然阵势虽变，行伍不可乱也；字形虽变，体格不可逾也。”不过，军事上重在出奇以制胜，他则强调书法要正。奇正之中，正是主要方面，从而否定一部分十分出奇的书法。清代从包世臣、刘熙载到康有为，又再次把书法与军事的关系指点明白。所以，这中间就好像是一根红线，始终没有断。今后，笔者想也不会断，凡要探讨书法的发展，就要研究历史的经验，就还要抓住这根红线。甚至说不定有朝一日还要不同程度地发展这种艺术思想，发扬这种美学风尚，当然不会是原样不动的翻版。
书法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强烈的政治风格，似乎是其他艺术所没有的。比如原始的绘画、舞蹈，经常是表现生产劳动和人民生活，原始的诗歌也是如此。笔者想，这跟文字有关系，因为文字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在很大程度上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社会的管理、国家的产生，是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阶级统治时代，文字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书法主要为统治阶级中的知识阶层所掌握，寄托了许多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胸怀、智慧和审美观。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也创造了文字，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的权利，自己仍停留在愚昧的境地。长时期中，文化的管理和提高，主要成为统治阶级知识阶层的事业。只有当教育逐渐扩大到社会的中下层，所谓“有教无类”,出现了中下层的知识阶层(他们常常很聪明),书法才不同程度地为广大人民所接触和赞赏。所以，在各类艺术中间，书法的社会地位，在过去是很高的。普通的老百姓，哪能去念兵法，又从兵法来谈书法。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碑帖，过去都深藏在宫庭之中或少数收藏家手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才逐步地、最终是彻底地走到人民群众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