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演变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蒋介石的政府从1931年到1936年间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有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含义，对外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对内是以“剿共”为核心，建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一政策由提出到确立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来不及善后，即匆忙南下，策划“剿共”。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蒋介石集合了10万兵力发起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1931年4月，集合20万兵力发起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第一次“围剿”被红军歼灭1万多人，第二次“围剿”被歼灭3万多人，两次“剿共”战争均告惨败。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因蒋介石扣留立法院长胡汉民，于1931年5月27日集合反蒋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了国民政府，否认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策动下，1931年7月18日，拥兵6万之众的石友三在彰德起兵反对蒋介石，讨伐张学良。
在东北，日本则步步紧逼，酝酿侵华战争。1931年7月，日军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煽起排华、侮华浪潮，造成华侨死146人、失踪91人、伤500余人的惨痛事件。稍后，日本又利用日本军部参谋中村震太郎潜入洮南军垦区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军正法一事，进行侵华舆论宣传。东北形势处于战争前夜，岌岌可危。
外有强邻进扰，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国民党内反蒋派的围攻，蒋介石从一己的集团利益出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对日妥协退让，以稳定自己的统治。
“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现在非抗日之时，希望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①。为了软化东北当局的对日交涉态度，7月13日，监察院长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电张学良，明确指示：“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②7月23日，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前线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通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把日本帝国主义酝酿的侵略事件与国内的石友三反蒋、广州非常会议的反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牵强附会在一起，声称：“叛徒军阀，惟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惟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以此为根据，提出：“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 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如何做安内攘外的奋斗？蒋介石亮明自己的观点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削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强调以安内为第一。对于攘外则提出“持以镇静，不恃一时之热度，严守秩序，毋失国民之风范”③。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曾下达讨伐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通电也是对广州国民政府“讨蒋令”的回击，因此，其安内对象不仅指向共产党，也指向了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广州国民政府。8月5日，把安内攘外的意见电达国民党中央，并请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排日运动取审重的态度④。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后，蒋介石积极贯彻。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日本关东军抓住这一事件叫嚣战争，东北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担心东北中日冲突，影响其“安内”大计，乃于8月16日再次致电张学良，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⑤张学良完全接受蒋介石的主张，9月6日电令参谋长荣臻等人说：“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⑥9月12日，蒋介石还密电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面授指示。9月18日，日军采取了侵略行动，蒋介石仍电令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⑦力求以妥协方针安抚日本。
蒋介石对外退让的同时，对内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31年7月份，蒋介石在南北两个战场上发动了军事进攻。7月1日至9月20日，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动19个师、2个旅和5个空军大队，总计3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陈铭枢为“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欲一战而消灭红军。北方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坐镇北平，亲自指挥东北军，在蒋介石的嫡系刘峙等精锐部队的配合下，讨伐石友三，到8月上旬将石友三击败。“围剿”红军、讨伐石友三的同时，蒋介石还积极做讨伐广州“非常会议”的准备，令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相机回师广东。
然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还不到两个月，便遭到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致命打击。
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味退让，不做抗战的准备，使得日军数日里占领了沈阳、长春、营口、丹东等几个大城市，一周的时间，辽、吉两省大部沦陷。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更是抓住此一时机，抨击蒋介石，逼其下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动摇，无法再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下令中止准备入湘进攻粤桂的中央军，请陈铭枢调停国民党内的宁粤纷争。9月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21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党政军要人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粤，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及党员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⑧很明显这一决议，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内转向了对外，对内政策停缓了武力统一的计划，决定以政治方法解决国民党内的纷争；对外由一味的妥协退让开始做御侮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陷入了困境。对外，和与战两难。 日军决不会无条件退出侵略的地区，“和”即意味着与日军结城下之盟，签屈辱的条约，在民众抗日情绪激昂的关头，“和”无疑是火上浇油，必将使国民政府湮没于民众的抗日怒潮。“战”则无勇气。内外政策是密切联系的，此时的对日政策也可以说是内政的一部分，对日政策没有办法的时候，也难以再大规模的“剿共”,停止“剿共”又非所愿，所以，蒋介石“安内”政策的核心“剿共”也进退两难。
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两项对策：对外，诉诸“国联”,请“国联”制裁日本，一者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争取国际的同情；二者“国联”制裁日本失败，可以分担国民政府的责任，减轻广大民众对政府的责备。对内，安抚民众的抗日情绪。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要求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⑨。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训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⑩。另一方面，向全国国民表示抗日的决心，摆出一些抗日的姿态。蒋介石声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11)11月，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交研究报告提出：“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对于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至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12)11月19日，南京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嘉奖马占山抗战，20日通过了请蒋介石“速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的紧急动议案(13)。在国土沦陷的形势下，身为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已无力与反蒋派的广州“非常会议”对峙，1931年7月23日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中的“安内”对象之一的“削平粤逆”,为南京国民党“四大”的“团结御侮”主题所代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安内”内容只剩下“剿共”一条了。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又提起“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4)此时，蒋介石在粤方的坚持下已经决定下野，谈论“攘外必先安内”只是他的主张和信念，已经不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了。但是这却表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九一八事变的打击，只是被暂时搁置，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这一政策。
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1932年1月1日，粤方支持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有革命外交家之称的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粤方是以抗日为武器把蒋介石赶下台的。孙科政权成立后，以“积极抵抗”和“消弭战祸”为对外政策，积极抵抗就是命令张学良坚守锦州，不得撤退；消弭战祸就是与日本进行秘密的直接交涉，幻想从谈判桌上迫日撤兵。前者因孙科无财权、军权，积极抵抗只是一种口号；后者因日本军部的破坏，胡汉民寄予希望的犬养毅被暗杀，亦无疾而终。
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掣肘，孙科政权在内外政策上一筹莫展，毫无建树，上台不足一个月即宣布倒台。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组政府，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副之，孔祥熙为财政部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形成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执政的局面。蒋汪政权形成后抨击孙科的“对日绝交”方针，力主对日采取和缓的态度，万不能发生冲突。 日本不理会蒋介石、汪精卫的退让态度，仍于1932年1月28日夜在上海发动了战争，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又一次面临考验。
在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单纯的妥协退让已经不适合新形势下的对外政策，一是日本的侵略没有止境，国民政府愈退， 日本愈进，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是无法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二是单纯的妥协退让，容易引起广大民众的抗议，使政府陷于困境。总结前一个时期的内外政策，蒋介石汪精卫磋商后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汪精卫解释说：我们所持的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因为中国的国难，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15)“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得到彻底的贯彻。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传声筒，多次指示淞沪抗战要“适可而止”(16)。“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蕺凶锋，另图解决和平”(17)。蒋介石也于2月13日亲自指示：“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18)因为在十九路军抗战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仍不肯放弃“剿共”大计，蒋光鼐曾电请调江西“剿共”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到上海助战，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坚决不允，声称：“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19)在不得已的情况下，2月下旬，国民政府从江西抽调中央军一部到上海，但是立即命令两广军队余汉谋、廖磊两部二十六个团入赣，接替中央军“剿共”。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熟的标志。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曾给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致命的打击。九一八事变后半年多的时间，即1931年9月20日对红军第三次“围剿”结束到1932年6月发起第四次“围剿”,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蒋介石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剿共”行动。“不抵抗主义”的目的是通过对日妥协退让，换取对外的和平局面，以便腾出手来“围剿”红军，打内战，实现“安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目的也是通过对日侵华的妥协退让，换取对外和平局面，以集中力量“安内”。二者异曲同工，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较之“不抵抗主义”要进步一些，高明一些。“抵抗”可以满足人民的抗日要求，安抚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使人民信仰政府；同时可以“稍蕺凶锋”,挫一挫日本的侵略气焰。但“抵抗”是手段，交涉是目的，“稍蕺凶锋”之后，再施以妥协退让政策，就容易争取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就为“安内”奠定了基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一·二八”抗战之后到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2日，第十九路军撤离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断送。3月6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表面上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实际上蒋介石大权独揽的局面。蒋介石重掌大权后，立即重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3月14日，蒋介石明确表示“日本侵略者加深侵略，赤匪猖獗，而我们要攘外必须先安内”(20),推翻了3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的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的施政方针(21)。随后派出正式代表与日本谈判，以求迅速结束上海战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在满足日本诸多的侵略要求后，5月5日，中日双方缔结了“上海停战协定”。5月24日，蒋介石自己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大规模的“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具体部署“围剿”红军的计划(22)。
至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国民党内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