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门阀世族对选举的垄断，压制了庶族地主的参政要求，加剧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不利于中央集权。从选举权来说，九品中正制选举人才表面上要经过中央吏部铨选，实际选举权完全掌握在地方上担任大小中正的世族手中。这正是孔子痛心疾首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不正常现象；从选举的对象来看，大批的世族权贵子弟当道，寒门庶族子弟却入仕无门，显然不符合儒家“平等”的选举原则；从选举形式来看，绝大多数人经由直接入仕一途做官，无需经过寒窗苦读和考试策问，放弃了儒家对人才德才兼备的要求，更违背了儒家推行德治和教化的方针。因此，儒家思想指导下的选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隋开科举
南北朝末年，随着世族势力的式微，庶族地位的上升，选举制度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考试的办法，出现了科举制度的萌芽。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满足广大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治国的愿望，广泛地延揽人才，于开皇七年(587)设立秀才科，不问门第，只论才学，每州岁贡三人，由朝廷考试授官。隋炀帝时又增设了进士科，正式创立了科举制度。经过唐代的发展与完善，到宋、明而定型，一直沿用到清末，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主要的选举制度。
所谓科举，即分科选举之意，其特点是通过逐级考试的方式来挑选人才。它与两汉的选举制度相比，有较大不同：汉代的选举标准首重德行，才学次之，虽有考试，但以选举为主，而科举制则全凭考试，且以考儒经及文章才学为内容；汉代的选举形式是州郡长官举其所知，由朝廷策试，而科举则是州郡逐级考选，最后送朝廷考试。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最大不同在于选举权和选举对象上。九品中正制的选举权在地方中正官，科举制虽也由地方考选人才，但最后要集中到朝廷参加考试，还要再经吏部铨选方可放官。这样，考选与任用大权便集中到中央来了。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对象集中在门第高的世族子弟，庶族子弟极难进身，更不要说普通人了。科举制则不限门第，普通知识分子也可报考，大大扩大了选举范围。另外，九品中正制使学校教育与选举制度脱节，而科举制却把儒家教育与选举制度、官员制度连在了一起，从而开创了儒家选举制度的新局面，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随着隋朝的统一，儒家思想又恢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这在选举制度上亦有表现。隋文帝时就诏令“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通典·选举二》),炀帝时更设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学业该通、立性正直等选举科目，只是尚未形成固定的选举制度。
唐设常科、制科
唐代继续行用科举制度，官方除奉儒家思想为正统外，也尊崇道教、佛教。因此在科举科目及考试内容上空前增加而多样，不过仍以儒家思想在选举中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考选制度。
唐代的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常科之中分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史料、开元礼、道举、童子、武举等科，随历代统治者的兴趣而增减。其中秀才科考方略策；明经科考《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与时务策；进士科考帖经、诗赋与策论。
制科是对待“非常之才”的，也分一些科目，但无一定之规，由皇帝钦定。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
在唐代科举考试的众多科目中，最被士人看中的是进士科与明经科，而进士科尤为社会所青睐，“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新唐书·选举志上》)。因进士科把儒经、诗赋与策论都作为考试内容，故难度最大，及第后初授官级却最低，但人们仍趋之若鹜，原因就是以后升迁较易。唐代的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所以进士及第最为光彩，被誉为“白衣卿相”或“一品白衫”。

唐天宝官品令(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级。每年年底，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及地方官学将成绩优秀的学生直接推荐给尚书省参加考试。不在官学的士人“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由州县长官主持考试。考中者称为乡贡，再进京参加尚书省考试。各州每年贡士名额虽有限制，但常常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敕令，强调贡士“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唐摭言》卷一),重申了儒家一贯主张的“德才兼备”的标准。
自唐玄宗时开始，尚书省的考试一般由礼部侍郎主持，各种考试内容不一。省试被录取称为“及第”,但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尚须经过吏部选试，合格后方被授予官职。
宋独存进士科
宋代的科举制度比唐代有了重大变化。在考试内容上，王安石为配合变法运动，建议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废除诗赋取士。考试范围是《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殿试则只考对策。此后随政局变动而略有改变，但均以儒学文章为主。在考试科目上，宋初就比唐代大为缩减，仁宗庆历新政和神宗王安石变法中，更是独存进士一科。这就使得进士科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科目而独占一席，以后虽屡有反复，但进士科作为最高科目的地位始终未变，经义取士也成为后世科举的定制，不得逾越。
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乡试由州府一级举行考试，考中者由州送至京师参加礼部会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殿试是最高一级，带有复试的性质，参加者均由省试选出，皇帝亲自在殿廷主持考试。一般只考策论，然后决定入第名次。唐代通过科举考试后还须经过吏部的选试才能授予基层官职，而宋代凡是省试、殿试通过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成绩优异者很快就可获得高官。在录取的人数上也大大超过唐代，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的进士和诸科录取人数竟达一千六百多人。宋代的上述改革使科举真正成了“取士不问家世”,只凭考试成绩的选举制度。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后期，儒家理学十分发达，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宋朝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目的出发，十分重视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他们利用科举制度，以功名富贵为诱饵，要求各阶层的知识分子都要读儒家经典，而且以理学家的解释为官定教材和考试内容。在科举考试和选官过程中，凡是崇信理学的儒生大都得到录取和任用。从此之后，儒家理学便成为历代王朝科举取士的最高标准了。
元代的科举制度承袭两宋，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但元代统治者对科举并不重视，只在1238年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直到1314年才又恢复，中断了七十余年。元代的科举制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民族歧视，二是规定考经义时，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中出题，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取士，正是从元代借来的做法。这再次说明，无论哪个民族掌权，几乎都要利用儒家思想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权、箝制人民的思想服务。

顾宪成应明万历四年(1576)应天府乡试试卷

明清八股取士
明代重新重视科举，并将官学与科举结合起来。在考试方法上仍然实行三级考试，不过比宋代显得繁缛。最低一级是童生试，简称童试。所谓童生，指“士子之未入学者”(《明史·选举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读书人。童试是取得府、州、县等地方官学生员资格的考试，只有通过童试，才能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童试又包括三个阶段，就是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和提学官主持的院试。通过了院试就算取得了官学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秀才要参加提学官主持的岁考与科考。岁考成绩优秀者参加科考，科考成绩优秀者才能参加乡试。

清代殿试大金榜

乡试又称“大比”,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地点在南、北二京及各省省城，由皇帝特命的考官到各地主持。参加乡试的考生主要是各地成绩优秀的官学生员及国子监的生员(监生)。乡试连考三场，每场考试时间只限一天。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举人为解元。中了举人也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由于举人所得之官大多为清贫位低的教官，在官场上受人歧视，故绝大多数举人并不愿屈就，宁可参加会试再碰运气。
会试和殿试是中央主持的最高级考试，其中会试是决定性的考试，殿试则只定名次，不存在落选的问题。会试也是三年举行一次，在乡试的第二年于京师贡院举行，由礼部主办。参加会试的是来自全国的举人，录取名额不固定，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会试也连考三场，考制与乡试相同，考中者称贡士，贡士的第一名为会元。会试的第二个月还要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之后的第三天发榜，仍由皇帝亲自主持发榜仪式，称为传胪。凡参加殿试的贡士均榜上有名，称进士；进士又分三甲，每甲各分名次先后。一甲称“进士及第”,只取前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三甲名额不限，分别称“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所有进士，均按成绩排名授予一定的官职。
从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大体是以儒学为主，兼及识见才能。乡试和会试各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等儒家基本经典的义理；第二场考论说、判语、草拟诏诰章表等；第三场考经史及诗赋等。按当时的习惯，只重视第一场，由此可见儒学在科举制度中的分量与影响。至于清代的科举，与明代科举基本相同，在此就不再事辞费了。
明清两代的科举与唐宋两代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规定经义文字一律采用“八股”格式。《明史·选举志》记载：“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始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所谓八股文，即用对偶的方式作出的文章，共分八股，是一种严格注重格式的文体。它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文体要用对偶，并有一定规格。每篇文章都分为破题、承题、起讲、起股、虚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在八股之内，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和声调缓急都要相对成文。第二，立言要用“古人语气”(《续文献通考辑要·选举考》),即代圣人立言。题目主要选自《四书》,内容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得自由发挥，字数也有限制。此后，八股文竟控制科举考试达五百年之久。
客观地讲，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比唐宋时期要完备得多，它是中国封建时代选举制度的顶峰。但由于历代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他们对儒家选举思想只是加以利用，所以一旦发现儒家选举思想有不合自身利益的地方，便毫不客气地加以改造或舍弃，或只用其形式，或利用儒学箝制人们的思想。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已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早期还注意恢复儒家德才兼备的选举标准，而到后期却把这种选举制度作为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最有效手段了。八股文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孕育的一颗怪胎，它也是明清两朝专制统治在选举制度上的反映。封建末世的统治阶级，最需要的已经不是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而是俯首贴耳、甘心卖身投靠的奴才，而读八股文，作八股文不正是大量培养和笼络这种奴才的法宝吗？ 因此，八股文在科举制度中长盛不衰，其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清人徐大椿曾在《随园诗话》中写有一篇短文，对此作了形象深刻的揭露：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案头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于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把八股文对读书人的毒害，可以说揭露得淋漓尽致了。而科举制度的腐败也终难疗救，于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于被废除了。与此同时，儒家“选贤举能”的选举制度连同其指导思想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