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陶渊明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已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这首诗是作者五十四岁 (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一418) 时仿效汉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的《怨诗行》而作，追叙平生所遭艰困忧患，向好友倾吐悲怀的。首句“天道幽且远”，也直接模仿“天德悠且长”。楚声，楚调，原指楚地歌曲。秦政苛虐，四方积恨，楚国尤多愤怨，所以楚调特为悲壮激昂。

作者年逾五十，饱经忧患，洞达世情，深深感到为善为恶并无报应；所谓“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都不足凭信。在作者之前五个多世纪的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终于饿死就已经发出疑问： “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史记·伯夷列传》)作者从史籍记载、社会现实，特别是个人经历中也深有同样的感叹，不禁喷吐而出：“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自念平生，年少时就已经受到儒学影响，立志为善，有着“非善奚敦”(《荣木》)、“立善有遗爱”(《形影神》)的认识。但勉力做来，至今年过半百，所得又是什么呢？四句开篇感慨深切。

次节十句具体数说了所历的艰困： 弱冠之年，世多忧患。如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八月，前秦主苻坚发动八十多万军队南侵，东晋王朝岌岌可危，都下震恐，作者所在的江州的刺史桓冲已请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到十月靠谢石、谢玄等将领在淝水接战，才幸而取胜。(《通鉴·晋纪》)这年作者年方十九，江州距军事前线不过几百里，所受惊恐一定不小。又据《晋书·孝武帝纪》和《五行志》所记： “(太元)八年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八年六月，旱。”“十年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饥。”灾祸降临，不一而足，也是他身所遭逢的“世阻”。所以，他在去世前不久所写的《有会而作》一诗中还做着“弱年逢家乏”的回忆。家庭又屡遭不幸： 先是三十岁左右发妻的逝世。继之是家中一再遇火，集中就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写下了“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的惨相。加以螟蜮肆虐，风雨伤稼，终于一天天陷入贫穷，以致夏日抱饥，白天希望天光早黑，寒夜没有被子，睁着眼盼着天亮，度着一个个苦难的日子。极写艰难困窘生活之后紧接“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两句作收束，意思是说，这些是一身所经，责任在己，无可怨尤，只是重遭忧患。目前又增凄然之感。这收束处的“离忧”，和前文的“逢世阻”隐相照应，显出作者一生遭逢困阨忧患之多。但所遭何忧，却语意含混。据《通鉴·晋纪》载： 刘裕因谶语有“昌明(晋孝武帝名昌明)之后有二帝”之说，为急于谋篡，乃派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安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瑯邪王德文。在这年的十二月戊寅(十七日)，“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而立帝弟德文为帝，以应谶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会对作者产生强烈震动，因此，说是“离忧凄目前”。他在篇首发出“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的愤慨，应当是一种隐约的流露。 清吴瞻泰注诗中的“僶俛六九年”句，特点明“是年刘裕弑武帝于东堂”(见《陶诗汇注》)。可见，题为“怨诗楚调”，所怨并不限于个人的艰难困窘。

结尾四句，总束全诗，并点清题中的“示庞主簿邓治中”。作者受了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的影响，一则曰“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 再则曰“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可是，僶俛为善几十年而遭遇如此， 终于不得不发出“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的慨叹。于是，只有悲歌慷慨，希求得到像知音的钟子期般的好友理解此心于生前。

通首诗自伤世事，感情深沉，如泣如诉地陈说惨遇。叙写中特富形象： 螟蜮微虫，竟至恣肆无忌； 风雨欺人，亦且纵横而至。“夏日……”四句两两对写，更是无比生动感人。述意凄惋，声调激越，也体现楚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