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孙中山日益明确地认识到：革命事业要者有三，即立党、宣传、起义^[1]。其中首要是立党。他坚信，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为此，孙中山不顾面临的种种困难，倾全力于创建中华革命党的事业之中。
鉴于前车之失，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新生的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坚固的宗旨，党员有纯洁的志趣”^[2],朝气蓬勃，具有旺盛战斗力的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在东京“发起重新党帜”^[3]。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这天，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首立誓约，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4]。其誓约全文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　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孙中山特别在誓约中提出，“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本意想借此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5]入党者在誓约上打指模是克服异党入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6]。但是，由于孙中山片面地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甚至错误地认为服从他，就是服从他所主张的革命，服从他的革命，自然应服从他。这种思想驱使他固执地改变了同盟会时期民主选举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借用了旧式会党的落后组织手段。其结果使秘密发展中的中华革命党染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这不但对他党有讨袁之心又有所归向者，表现为简单排斥，就连许多昔日风雨同舟的人也难以接受。一些老同盟会员指出，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中华革命党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孙中山强调树立领袖的权威，同封建意义的独裁专制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既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7]他主动挑起再举革命的重担，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领袖的作用。在近似于“专制”的落后形式后面，仍不难看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
孙中山在开始发展党员的同时，在东京组织了通信机关，以调查亡命客人数，联络革命党人；随后又成立了“亡命客救护团”,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济助及归队工作。亡命客中，尤以下级军官为多。在失去组织联系、四散各方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多数同志衣食无着，借贷无门，时逢冬季大雪，甚至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8]。孙中山下令择最困窘者，每人送学生装二套，按月发给津贴日币十五圆^[9],同时致函邓泽如，请南洋同志筹集资金相助解决。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多数亡命党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精神也为之一振。孙中山激励大家：“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10]
在孙中山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增强了再举革命的信心。他们认识到“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11],大家的认识日渐统一，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继第一批入党同志之后，1913年10月陈其美、戴季陶等二十二人，11月邓铿等五十七人，12月夏重民等一百一十三人，在东京先后入党^[12]。在国内，中华革命党在大连和上海建立了两个发展党员的据点。1913年10月，张人杰(静江)、蒋介石在上海入党。12`月陈德出等六人在大连入党。此外，在菲律宾的吴宗明、郑国梁与在美洲的谢英伯，以及12月途经日本赴美的林森，也相继入党^[13]。中华革命党不断发展扩充，三次革命的火种从日本逐渐向国内和海外蔓延开来。
当时，国民党海外支部多还存在。孙中山初意将海外支部也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初，他发给美洲支部三项指示：一、各埠党部取消国民党名目，自后一律须改称中华革命党；二、海外国民党员须一律重新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及加盖指模；三、海外各党部应即设筹饷局^[14]。后因美洲支部提出，为便利筹饷，须沿用国民党名义。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4月18日，他致函邓泽如，阐述立党宗旨，委托邓泽如在南洋各埠，“本此宗旨，设各埠支部，以张党势”^[15]。
经孙中山等人几个月的宣传活动，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闻风倾慕，纷纷聚集到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之下。至1914年四五月间，入党者“先后已得四五百人”^[16]。为此，孙中山深感欣慰地说：“吾党分崩之象悉已消灭。”^[17]他指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田桐、杨庶堪、周应时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讨论组织机构、干部选举、党员大会等问题，为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作准备。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5月1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创办了《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夏声为编辑。《民国》杂志发表文章，揭露袁氏“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18]的阴谋，并且针对革命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消极情绪，激励党员，应“发挥其能力，斩除其惰性，遇艰险而益厉，更丧败而益前”^[19]。《民国》杂志社不但是舆论机关，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孙中山等人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党内的重大问题。5月14日，孙中山指示：“本党干部未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20]16日，孙中山委任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柏文蔚、周应时、陈其美、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钺、文群、陈扬镳、张百麟、田桐等，在《民国》杂志社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6月6日、孙中山在此召集陈其美、田桐、胡汉民等人讨论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初步商定总理及各部部长名单^[21]。21日，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大会。陈其美逐条说明了中华革命党总章，介绍了各部部长的人选，与会党员对上述问题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首由居正说明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的理由和大会宗旨，接着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并发表了近二小时的演说。他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22]。最后孙中山号召全体党员：“在第三次革命兴起之际，务必团结一致，亲爱精诚，统一步伐，以国家百年大计为念，努力奋争。”^[23]经过半年多流亡生活的革命党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聆听孙中山的演讲，无不倍感振奋。随后陈家鼐、蔡锐霆、田桐、熊尚文相继发表演说，与会同志也都纷纷表示坚持革命的决心，会场出现一派热烈的气氛。大会结束时，一致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
9月1日，中华革命党发布成立通告，将重整革命阵营的消息及该党的宗旨布达于世。总部陆续颁布了七十九次委任令，先后委任了八百三十二名各级干部^[24],其中总部各部部长人选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居正、冯自由；军务部正副部长许崇智、周应时；政治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张人杰、廖仲恺。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十八个省成立了支部。孙中山亲自委任了各省支部长，同时派遣党内骨干到海外各埠筹建支部。通过他们的努力，先后在海外建立了三十九个支部和四十五个分支部。中华革命党在海内外组织系统建立后，新党员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中华革命党总章》是指导党员进行革命实践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党的宗旨、进行程序、组织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在政党建设方面的探索，有些方面较之国民党的纲领也有所前进。
一、重申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最初阐述三民主义时，把推翻满清暴政，建立共和国作为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沉浸在民主战胜专制的喜悦之中，以为从此共和国将植根在中国的土地之上。然而，袁世凯“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的惨淡的政治图景，无情地改变了他民族、民权二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25],迫使他重新作出为实现民权主义而奋斗的决定。孙中山在总章中再度提出“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26],这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集十几年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赋予了民权主义更深刻的内容。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孙中山惋惜地指出：“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27]因此，孙中山在发动三次革命，为实现民权主义而斗争时，不仅揭穿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实质及其帝制自为的阴谋，同时还告诫人们，只除去袁世凯一人，并不能完成再造共和的重任，只有同时清除其属下的全部官僚，才能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的影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加深了民权主义的内在含义，使其有了更现实的社会意义。

中华革命党各省主盟人、筹备处长、支部长、司令长官表

注：一、本表只录第一任支部长。
二、资料来源：《干部委任令》,《革命文献》第45辑，第213页；《总务部收信簿第一号》,《总务部机要处文件分发簿》,引自《近代中国》第22期。
实现民权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在总章中把《同盟会宣言》中所规定的革命程序，重新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大阶段，并统称为“革命时期”,目的在于改变过去“《约法》之治”时造成袁氏篡权，约法却无能为力，反被袁氏废弃的被动局面。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总章强调，训政时期不再以《约法》为依据，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28]。以此加强党在巩固政权时的地位和领导作用。虽然这些规定存在着轻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消极方面，但在探索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实现民权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二、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丢掉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致使内部鱼龙混杂，组织涣散，不攻自溃。所以，孙中山在重建新党时特别指出：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牺牲精神^[29]。当革命处于艰苦时期，立志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只有牺牲，没有权利”^[30]。因此，入党本身就是能否保持革命精神的一次严峻考验。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华革命党唯一宗旨，是以革命精神图主义之实现者”^[31],谁志愿加入中华革命党，必须明确地表示他是革命党员，“如果不愿意挂革命党党员的招牌的人，尽管不进党好了”^[32]。为此，总章中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33]只有每个党员真正具备了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有效地保证党内纯洁，使新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组织上，孙中山把革命党能否统一，看作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他说：“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事业已成功过半矣；不能统一，则即使成功，等于第一次，其结果亦必如今日矣。”^[34]为改变前期内部意见分歧的弊病，孙中山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者，“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35]。值得惋惜的是，孙中山从痛苦的失败中换取的正确认识，却以绝对服从领袖个人的落后形式表现出来。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正是孙中山建党时矛盾思想的反映。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又痛感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中国难以抵御旧势力的冲击。他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以集权于个人的方式，来强化党的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亦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以待天下后世之论定可耳。”^[36]诚然，孙中山的这种作法是不足取的，但是在建党时，他力图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隼中统一，也是当时斗争的迫切需要，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使全党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坚持武装斗争。二次革命失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知，欲雪癸丑之耻，竟辛亥之功，只能以武力推翻袁氏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把武装讨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十分重视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他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37]《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也明确规定，本党“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38]。
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军事问题，孙中山在1914年初便开始编写《革命方略》。4月初，他把已写完的《革命方略》初稿，秘密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并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39]从9月至11月，孙中山在东京召集陈其美、胡汉民、许崇智、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开了十七次会议，对《革命方略》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讨论。《革命方略》分为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务，攻取响应之要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最完备的一部军事著作。《革命方略》指出：“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40],是中华革命军的最终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革命党倾全力发动武力讨袁。
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洋溢着革命热情的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同样也暴露了它本身所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首先，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却没有提出含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最初提出民族主义时，就忽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只是排满。因此，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他便认为民族革命已经完成。再则，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为扩大在中国南方的权益，曾由大陆浪人引线，暗中向革命党提供了武器和贷款。二次革命爆发，日本政府内部又有人主张，以“援助”南方革命党来牵制亲英美的袁氏政权。日本政府虽未采纳这种意见，但其对革命党的政策，比全力支持袁世凯的英美两国要缓和得多。再加上革命党流亡日本，得到了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支持。这些因素促使孙中山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图“联日讨袁”。他曾对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我们这些同志，准备卧薪尝胆，如果军费筹集能获解决，则图再组织讨袁军队。”^[41]并希望涩泽荣说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对此行动给以援助^[42]。同时，他又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援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43]。
中日交涉事起，民族矛盾骤然激化，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华革命党却没有给予积极支持。孙中山指出：“袁氏实为误国卖国之魁，设非急速去袁，则祸至无日。”^[44]他只强调内反国贼的一面，而没有鲜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这个方针对急于解除国难的民众缺乏号召力，使中华革命党与国内人民的斗争脱节，在反日爱国运动中影响甚微。相反，袁世凯却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第一次革命后与日本之某某重要人物有最惠之约”^[45],借以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关系。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威信，也因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孙中山依赖帝国主义力量进行中国革命的幻想，使他的认识难以升华到明确提出反帝纲领的高度。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中华革命党的发展规模和斗争水平。
其次，孙中山在总结教训时，只看到党员脱离领袖的表面现象，却没意识到阶级脱离政党、政党脱离人民的深刻危机。当他准备再举革命时，仍然没把争取国内资产阶级支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华革命党的纲领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超出其实际认识水平。它过分地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孙中山没有针对本阶级和一般人民的迫切愿望，提出维护其切身利益的口号，以吸引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加入三次革命的行列。
再次，中华革命党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因此势孤力单。其总章中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规定在革命军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革命时期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利^[46]。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连公民资格也没有。孙中山如此规定，意在将“革命时期”的政权掌握在忠于革命的“首义党员”和“协助党员”手中，防止革命成果被投机分子篡夺，但客观上则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并在党员和群众中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使党脱离群众。孙中山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志士仁人身上，认识不到发动、组织群众的力量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
历时三年的白朗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指袁氏政府，纵横五省。与此同时，群众自发的反袁斗争也此起彼伏，不断出现。中华革命党不但不有效地利用这一局面，领导群众力量共同对敌，却错误地认为国内民众“与政治无争”,唯有等待他们的恩赐；甚至对人民的公民权利，也要待将来革命胜利，“宪政既成，则举而还之齐民”^[47]。结果是把自己孤立于群众斗争之外，孤掌难鸣，只能从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中寻求援助，或则把讨袁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行动之上。
综上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以反对封建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并拥有万名以上的党员。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在袁世凯的黑暗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