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尔夫·穆施克 白云或友好协会

作者简介 阿道尔夫·穆施克(1934— )是继弗里施和迪伦马特之后瑞士最为著名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由教师而成为作家。1959年，穆施克在瑞士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在苏黎世当了一年中学教师，随后便赴日本、西德、美国等地当大学德语教师。1970年起任苏黎世联邦工作院文艺教授。他的处女作“在兔年的夏天” (1965) 以独创的构思、挥洒自如的文笔、浓郁的异乡情调使穆施克一举成名。而作者在1969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反魔法”则是针对瑞士的现状，让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欧洲的学生运动进行了生动的回忆和反思。穆施克常以自己为对象剖析当代的知识分子，他追求的不是改造或者改变世界，而是追求心灵的智慧和平静。1974—77年期间他是全面修改联邦宪法的筹委会成员，试图在现行制度与必要的改革之间进行调和。在创作上，穆施克建立了自己的风格，他致力于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刻画而真实认识人们所生活的时代。与长篇小说反映重大社会问题不同，穆施克的短篇作品大都写婚姻、家庭、村庄等个人生活范围内的小题目，分别编成 《异体》 (1968),《爱情故事》(1972)和“离去的熟人”(1976) 三集，皎洁平静的世界和受苦人孤独的挣扎常是短篇作品中的主要内容。小说《白云或友好协会》是穆施克发表于1980年的一部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是一部既反映现实，又富有想象力，才思横溢，风格独特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八个欧洲人在1978年游历中国。作者借中国的山山水水，寻觅通向人物内心自我的途径，反映欧洲人的恐惧、孤独与不安，也反映他们的思恋、追求和希望。《白云或友好协会》成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上乘之作。
内容概要 一位有名的瑞士作家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了访华的意愿。一个星期后他意外地接到了中国人民友好协会的邀请，于是以他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小型的专家代表团来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是： 团长雨果·施达泼，他急功好名，一味地追逐数字，咄咄逼人，实际上只是一个不了解生活情趣，内心孤独苦闷的农学教授； 退休的公司经理伽路斯，他自以为熟悉中国人气质，为人谦和忍让，处世谨慎，长期从事对华贸易，是一位有资格的化学专家； 马丁，他平易近人，遇事沉着而有主见，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外专家；撒母埃耳，该人独行其是，然而却能深得众望，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作家； 保罗，说话尖刻，经历复杂，有点玩世不恭，却是一位外贸行家； 心理学家贝恩哈特，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伽碧，她顶替丈夫名额前来，只对风景名胜和购买物品感兴趣，丈夫是原商业厅厅长；尤勒斯，是一名亲华的书商，他只知提一些时髦的激进问题，遇事时则毫无主张，只能退缩一旁。代表团一行访问了中国的广州、成都、北京、大冈、鞍山最后来到辽宁省省会沈阳。抵达沈阳以后第二天早上团长突然死去，原因不明，访问日期只好中断一天，以后又照常进行，只是代表团里多了两名陪同干部； 省巡视员穆氏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康氏。代表团里人人疑虑重重，可是相互之间仍然谈笑自若，装作没事人一般。死去的代表团团长施达泼工作勤奋、知识渊博。他努力地搜集材料，准备完成第三本关于中国农业的书。他只有对农业感兴趣，没有农业的地方简直不愿意去看。撒母埃耳说他其实根本不想看中国，只是要一个到过中国的记录而已。施达泼一再强调自己的身份，永远摆出一副援助者的面孔。他不满意中国方面对他的问题只给予一些含混的答复，说在中国见到的只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他也不耐烦同伴们向中国人提出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书上都有，他可以讲出在哪本书里，而且能比中国人更详尽地给予解答。他主观专断，喧宾夺主，甚至不顾劝告强行参观不开放的寺庙，并且还顺手拿走一点细小的文物。他还闯进军事禁区，尽管路旁树着牌子，用几种文字标明： 禁止入内。所以他死以后除了伽路斯以外，谁都伤心不起来。保罗说：“我无法为他悲伤，他使我想起自己的老子。”施达泼死后旅行日程照常进行，大家反而能从客观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小说就是从施达泼死去的那天早晨开始，大家一开始还在餐桌旁等他，同时叙说着他来华后的趣闻逸事。副团长伽路斯彬彬有礼，他处处排解纠纷，一再为施达泼辩护，为他评功摆好。他处理事情既要顾到不对中国人失礼，又要包住团内矛盾，和施达泼形成一组严父慈母的对照。现在团长死了，这一消息使书商尤勒斯吓得哭了起来，他闹着说要回家。尤勒斯平时总是顽强地保持着自己不被人注意的地位，偶尔酒后忘形，说几句祝酒辞，也常常只是胡扯一些不得要领的恭维话。可是这个胆小的书商却发表了最为大胆的意见，他认为是中国人干掉了施达泼，因为施达泼曾经私自闯入军事禁区，也许中国人认为他是个间谍。来访的瑞士临时代办听了吓得要把他带回北京使馆，免得被中国人扣留起来。而伽碧则是一个感情得不到宣泄的阔太太。她过去当过教师，至今语言中还夹杂着学生的词汇。她是团内唯一的女性，却成了最无足轻重的一个，连中国翻译后来也忽略她，常常忘掉去翻译她说的话。来华前她要求丈夫把毒死猫的药放在她行李里，好让她从感到厌倦的婚姻里得到解脱。她箱子里装着各种药品，可是这些药片并未毒死伽碧。最后，她带着在中国采购的东西欣慰地登机归国，却让施达泼——这个代表团团长，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做，唯独不会去死的人，糊里糊涂地代替了她进了天国。最后，小说揭出了一场误会，一桩疏忽。化学家伽路斯对中国法医的高超化验技术表示衷心赞佩。原来伽碧对团长施达泼的咄咄逼人非常反感，因而她将自己服用的抗忧郁药片放在施达泼的啤酒杯里，想让他喝了以后口干舌燥，少说点话。不料施达泼患有肾上腺瘤而自己并不知道。吃了这种药片以后，肾上腺素大量外溢 引起血压增高，因而形成脑血管瘤而休克，呼吸麻痹，导致死亡。生活就是这样的捉弄人。要求丈夫给她毒药的伽碧高兴她终于能够活着回去，而富有干劲和活力，为了采集标本甚至可能翻墙的施达泼却成为他生前孜孜不倦地研究土壤的肥料而留在中国。因为施达泼夫人在瑞士得知丈夫身死的消息时只是简短地作了一个电文回话：“甚铭念烦火化并扬灰”。以至于伽路斯从电话里把电文记下来时由于感慨世态炎凉，手激动得都有点发抖，铅笔蕊也给弄断了两回，连在使馆代办面前他都感到难堪和不安。因为施达泼死后，伽路斯负责与瑞士方面联系。他扑在电话机上，电话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钟。为了让施达泼夫人能在一个“合适的”时刻接受命运给她的这一打击，他请北京的瑞士使馆设法找到夫人，通知她，说晚上七点钟时将有中国来的电话。伽路斯选在七点钟，因为这时夫人大概已经吃过晚饭，她不至于空腹经受这一次遥远的打击。但是这也不算太迟。她还可以出去找亲友商量。细心周到的伽路斯在沈阳的电话机旁一直守到半夜，等来的却是这一纸简短的回文。离开沈阳了，代表团的成员带着施达泼的遗物飞返北京，他们在飞机上回忆和取笑着他们的团长。
作品鉴赏 《白云或友好协会》一书中安排了八个不同职业的欧洲人游历中国，写了大量的中国风土人情，一些常见的游览项目几乎包揽无遗。此书后来成了联邦德国不少人来华前的准备读物，民主德国也有刊行。但是和许多现代小说中情节只是一件外衣一样，作者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中国的山水，而是借此机会寻觅一条通往人物内心世界的途径。作者以讥讽的笔调着力刻画了施达泼这一专家形象，嘲笑他的虚荣、自负、强加于人等缺点。不过，作者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私生活的寂寞和得不到理解的同情。代表团是一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有着男性仪表和沉静的气质的马丁是一个患有“左派忧郁症”的人。他从不出风头，也不随声附和，却是一个“不管和谁在一起，都在寻找自己的路”的人。在鞍钢会议室里，他不顾自己和同伴们可能冒的风险和一位厂革委会副主任对话，一直问得他额上冒汗，语言吱唔。马丁在这里用礼貌的词句指控这些有权的人在自欺欺人，通过用鞍钢宪法和后来试行的奖金制度的比较，指控他们背叛了原来在这块土地上培养新人的理想。确实，中国过去提出的“共产主义新人”与近年来追求消费倾向是国外许多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曾经亲身经历过美国的青年学生运动并以“左派作家”著称于瑞士的穆施克当然要在笔下塑造一个患有“左派忧郁症”的马丁了。与之相反，保罗则是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消沉和放弃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原来在高级中学当校长，是个颇有政治前途的议员，可是因为同情校内一个左派教师，他挨了批评，最后只好脱离政界，放弃教职，去做生意。保罗处处冷眼观世，承认他“拿原则做交易，挣的钱不干净。”但是，他从来不否认自己在从事一桩“肮脏”的事情。他不用漂亮的语言来装璜自己，因为“我还没有玩世不恭到这样的地步。”这对社会上许多同类的人物确实是一个辛辣的嘲笑和揭露。《白云或友好协会》的写作手法是小说化的，而它的情节构思却又是极为戏剧性的。小说设计了代表团团长猝死，原因不明这一情节，于是从案发当天早晨开始到三天后死因真相大白为止，简直象一部侦探小说。可是作者着眼的并非破案。一件人命案子是个观察或捕捉活人的好办法。团长之死使“人人都是作案者，人人都是受害者”。中国人固然要侦查代表团，代表团也怀疑到中国人。小说就是用这样的灯光来烛照书中人的一举一动，组织起一幕幕既反映现实，又符合情节的生动细节。尽管代表团的成员和陪同人员已经组成了一个友好的团体，他们谈论友谊，寻找友谊。但是现实生活却充满着误解与矛盾，正如社会一样，友谊也往往只不过如行云流水，难以捉摸。不过，作者在《白云或友好协会》里着眼的仍是他向来的题目： 疾病和人的心理因素，文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功能、虚度的人生和忧郁的情感。当然，小说既然以中国为现场中心，必然会反映到中国的许多现象： 营业员的服务态度，小孩子成群结队在墙边上小便，宾馆门口的哨兵，鞍山环境的严重污染，北京城景观的杂乱等等。“看到中国人这样对待他们的历史真让人痛惜”。毫无疑问，作者写《白云或友好协会》 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中国寻觅读者，然而他无意中选择了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继往开来的时刻，以欧洲不同职业的人们对改革中的中国所作的种种反应，这倒为沟通东西两方的文化，为中国人了解欧洲，为欧洲人了解中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