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聚学粮”及其他

振兴地方教育，要求和支持地方兴学，本是一届政府视为的美政，但往往也有因此而扰攘地方政治者。
北宋时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三次兴学运动，振兴地方教育是其三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其留下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庆历兴学”时，范仲淹下令各州县必须建立学校，并对各级学校的从属关系、学校规模、条件、师资都做了规定，如路、府、州、军必须立学，县有士子二百人以上也必须建立相应规模的学校。此外，与科举制度的改革配套，规定士子必须在学校至少读书三百天，才准许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命令一下，举国上下形成兴办学校的热潮。从南海之滨的荒蛮之地到塞北高源的穷乡僻壤，都建立了学校。但这一热潮不久就过去了，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承担那么多学校的巨大开支，读书士子也不可能整年什么都不干，专职脱产读书，再加上师资来源也得不到保证，所以实际施行起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盲目的“热潮”给一些地方猾吏造成了可乘之机。在兴学热潮中，一些地方官吏贪功好虚名，盲目增建校舍，滥招学生，甚至借兴学以科敛民财。所以，到庆历五年又不得不对兴学运动加以适当限制。从命令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兴学运动的失误：“前一段时间，曾经下令各地方政府务须兴学。但有的地方官吏贪崇尊文教的美名，不顾实际，一味地修建校舍，使各地游学者争相前往，离开自己的家乡，这种现象已泛滥成灾。今后凡有学校的府县，一律不准收留非本地士人读书(因为士人在本地读书还有促进本乡教化的作用)。对于官吏以修缮学校为名强行摊派，收刮民财者一律严加处置。”可见当时盲目兴学而来的弊陋。
“崇宁兴学”时，蔡京也下令州县兴学。要求各州郡必置学，郡小或举人少的，则令二、三州学者聚学于一州，各学由中央政府拨付办学经费，选派教官，在州县学中实行三舍法，县都要设立小学，经费由县令“创收”及官衙杂支节省支付。这次兴学声势浩大，规模也超过以前，地方学校空前兴盛。据崇宁四年尚书省报告，诸路兴学均已就绪。仅大观二年京西路学事路瑗称，他所辖的八州三十余县，虽与诸路比是又偏僻又小的，但学舍也建了三千三百余区，教养生徒三千三百余人，瞻学田业等岁收钱斛六万三千余贯石，许多州县学进一步扩充，并又新建了一些州县学。地方学校的规模空前扩大，一般州县学生五十人左右，百人以上者有三分之一，有的县学，如建州浦城学生竟达千余人。像这种办学规模是十分超前的。首先那么大的教育经费的正常开支，维持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再者，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也不可能允许那么多身强力壮的人脱离生产；还因为当时凡是官学学生都是由政府供给或补贴的，并且也免征免役，而补贴学生的费用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征收“教育附加粮”、“教育附加税”一类的办法来解决。这也给一些地方造成了一些问题，有的地方甚至硬性摊派，“强聚学粮”的事件屡有发生。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道：“崇宁年间刚开始兴学的时候，各州郡学校征收学粮，日不暇给。当时读书人一入学校则要发给补贴粮券，一日也不可拖延。一拖延就会被指责为轻视教育，阻碍学政，就会受到惩罚。”可见当时兴学之“左”。
振兴教育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和要求，盲目地追求规模和速度，就会干扰影响地方经济，甚至给人以可乘之机，使教育改革本身失去社会的理解，走向其初衷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