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伪君子岳不群”吗？

像梁羽生、古龙这样的“金庸之争”,是纯学术问题之争，见仁见智。争论中有过分的地方，都不要紧，都会得到读者评论家甚至金庸本人的谅解。但有的“金庸之争”,却是不入流的货色，侮辱谩骂，进行人身攻击，实在是有些太不像话。比如舆论界有一种对金庸的批评，不是平心静气来谈学问，而是从人格上攻击，危言耸听。如果单纯是骂金庸“豺狼镛”“汉奸”“走狗”,这样太露骨，太表面化，尚不至于有太坏影响。而有些恃才傲物以骂为快的锦绣才子骂金庸才真正是有点水平，真正强词夺理而能混淆视听。比如台湾的大才子李敖，1981年在海峡那边写了一篇论《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的奇文，造成的“不见血”的影响就很大。
文章说：

三毛式伪善，比起另一种伪善来，还算小焉也。另一种伪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谈到他写的武侠小说，我讲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小说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字训练，中文训练，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发了大财。
金庸风度极好，对我的话，不以为忤。很谦虚地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了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这么多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说：那位基督徒和这位佛教徒，其实都是伪君子。

李敖先生以“六亲不认，四面树敌”著称，骂人是他的职业。其实笔者读过多部李敖先生的作品，内心还是相当地佩服这样的锦绣才子的，对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好和他多说。还是金庸先生的态度最为明智，很谦虚，对李敖的批评洗耳恭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金庸先生没有理会对他“金庸式伪善”的批评，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十多年来也没什么动静。只是到了这两年，大陆学术界掀起金庸在文学史上排名位置的热点新闻时，才有人又搬出了十多年前的“旧文”当作“重型炮弹”来使用。现在谈金庸先生当年在港台风靡之时，遇到一些像“金庸式伪善”的攻击。比李敖的骂文更进一步的，是有些弄文的文人竟然直指金庸是“伪君子”,就是他自己小说里写的人物“岳不群”。被人用自己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来骂作者自己的情况，恐怕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如此之奇事金庸竟无意得之，“不亦乐乎？”后来被大陆一家杂志转载的香港某奇文说：
“说查良镛长于弄权，也是有事实可据的。谁都知道查良镛来香港后，在《大公报》当翻译，他的第一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发表在《香港商报》,听说纯粹是受到《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鼓励。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金庸。但后来查良镛发了财，身边就没有了罗孚这个朋友，罗孚后来被‘调回’大陆，查良镛跟邓小平密切，也没听说过有什么‘进言开脱’之举措。
“在《大公报》时代，查良镛郁郁不得志，于是跟朋友沈宝新合作，创办了《明报》。《明报》初办之时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几乎捱不下去。之后发生逃亡潮等事件，销路才见转机。他因意识形态问题和《大公报》打笔仗，令《明报》声誉鹊起，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所以知识分子开始认同《明报》,而查良镛也就由‘武侠小说名家金庸’,摇身一变成为著名报人查良镛了。
“他去北京见邓小平后，声誉之隆，一时无俩，连美国的报界，也知道香港有个‘路易士查’。然而这位著名的报界人士，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重掌政权后，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为什么查良镛在70年代末期开始转变？据哈公说那是由于邓小平欣赏他的文才。原来邓小平被贬下放江西时，查良镛一时福至心灵，在社论里表扬了邓小平的政绩和才能，邓小平因而有知遇之念，上台后，不忘邀请查良镛到中南海一叙，并且还亲自走到人民大会堂门外迎接他。
“据哈公表示，那时候台湾方面也极力争取查良镛，查良镛也曾悄悄地去了台湾一转，谒见了蒋经国，回港后还写了‘在台所见所闻’长文，作为回应。然而台湾与大陆，两者相比，自然以大陆更能适合查良镛发展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因此80年代后期，《明报》渐渐有‘中间偏左’的趋势了。那段时间《明报》只要文章里面一有批评中共首脑的地方，就会被删，如果行文遣词用字太过激烈，就会全文被抽掉。
“查良镛一向主张言论自由，但在《明报》写专栏(例如哈公怪论)并无多大自由可言。这跟他的小说《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说一套，做一套’毫无分别。《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表面是一个正派人物，贵为华山派掌门，平日行事，光明磊落，为武林所重。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伪君子。在《笑傲江湖》里，有关岳不群的伪君子行径，可谓是‘罄竹难书’,但这并不可证明岳不群即是查良镛。岳不群是小说里的人物，而查良镛是20世纪90年代香港社会真实的人。查良镛创造了岳不群，岳不群的身上虽可能有查大侠的影子，却绝非查大侠，这是每个从事创作的小说家皆知的道理。不过，说来有趣，1988年12月中旬，发生了所谓的‘主流方案’事件，搞得满城风雨，有些论者竟把它与武林秘籍拉上关系，说查先生妄想藉起草‘主流方案’来做‘武林盟主’。
“由于受到邓小平的赏识，查良镛被邀出任基本法草委，负责基本法的起稿工作，这是划时代的任务，查良镛自然悉力以赴，凭他对国际法的知识，可谓是得心应手。就在宦途上大有发展之际(当时他的头衔是基本法草委会政制小组负责人),‘主流方案’推出受到舆论猛烈的抨击，大失民心，那可是查先生意料不及的了。
“从那时起，查先生便萌生了‘急流勇退’的念头。”
这样的“金庸之争”就有点令人瞠目结舌了，这又比李敖式的骂文“精进”了一层，更是玩语言概念于股掌之间，随心所欲，翻云覆雨。
首先关于罗孚一说完全是凭空杜撰之事，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之于金庸，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谈金庸经商成功，成为报业巨子，用的言语别有用心，暗示金庸“因意识形态”得到好处，也完全是暗箭中伤的小人作风；第三，金庸80年代“中间偏左”,受邓小平赏识，也是故意把事情说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金庸从小有政治抱负和理想，虽然对中国政治多次失望，但一直是明心见性，凭着内心的良知追求真理。金庸的眼光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极为敏锐，他写的《明报》社论，多次预测国内国际大事，无不中的。金庸对邓小平的赞赏，当初完全是政治眼光和良知，他对大陆开放改革的支持，也是合乎他一贯的原则的。
冷夏先生的《金庸传》以及本书都评论了金庸的从政经历，读者一读便知，当然可以看出上面的那篇怪论中的别有用心的语言。最后这篇文中直接把金庸比附为“岳不群”,则更是造谣中伤的骂街行径，不值一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