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隧道惨案

武汉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动用大量空军力量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国民政府的机关团体都依山建造起了各自的防空洞。而一般市民只有去钻公用的防空洞。
重庆市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市中区(今渝中区)的十八梯附近，它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的十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的大隧道，专供一般市民躲避空袭所用。
1941年，日军参谋部改变了首先北进的主张，将南进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调集兵力实行南进，日本侵略者急欲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决定集中力量，一面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一面实施对中国内地的“第三次战略大轰炸”。重庆又一次被作为轰炸的重点。
1941年6月5日晚6时许，响起了空袭警报，人们仓促避难，纷纷涌入当时重庆最大的公共防空设施——大隧道内。这一段大隧道正常容量为4 384人①,当晚涌入大隧道避难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正常容量，由于人多，并且大都集中在洞口和隧道中部一带，空气极不流通。隧道内电动通风机，因未得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验收不能使用。时间稍长，隧道内的人便感到气闷难受。于是洞内的人想到洞口透气，而洞口的又为了安全想往里面挤，这样有的要出来，有的又要进去，秩序发生混乱。
7点左右，第一批日机八架飞抵市空，防护团员照例关上了隧道出口的栅门，阻绝了进出。日机在保节院、安乐洞一带投弹，引起大火。这时，大隧道内缺氧现象更加严重，洞内的人向外越挤越紧，洞口一带的人欲退不能，拥挤不堪，一片混乱。
9点左右，大隧道内氧气越来越少，部分油灯开始熄灭，死亡威胁着隧道内全体避难者。人们实在忍受不了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发疯般地挤向隧道口。但是，栅门紧闭，前边的人被挤压着贴在木栅门上，动弹不得，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洞内也不断传出“救命呀！”“闷死人啦！”的呼叫声。在十八梯，防护团员和宪警发觉情况严重，急忙劈开了木栅门，挤在洞口的百余人凭着仅有的一点体力，冲出洞口二三十米就瘫倒地上，而稍后面的人，被拥着在隧道门口一带就倒下了，再后面的就一排接一排地压在前边倒在地上的人的身上。最下面的人很快就死去，上面的人虽然这时还未死亡，但被前阻后压不能移动，只能拼命地喊叫呼号。他们有的面色红胀，口角流着胶状泡沫，有的挥舞双手，乱扯乱抓，悲惨万状。就这样，在十八梯、石灰市、演武厅大隧道内，发生了空前骇人的窒息惨案。
窒息发生时，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接到报告达4次，每次他都粗暴地在电话上训斥其部属说：“叫他们安静些，警报未解除前，绝对不放一个人出洞！”在洞口执行任务维持秩序的宪警和防护团员也坚决制止，不准出洞，有的甚至鸣枪恐吓，威吓群众说：“敌机来了！”“莫叫喊，安静些！”第二批日机于20点47分，第三批于22点37分进入市空轰炸，到11点左右才解除警报。这时，许多市民已惨死洞中，而未死者也已奄奄一息。“在大隧道里，特别是在洞口一带，遇难者你抓我扯，相互扭成一团，很难分开。有的尸体浑身汗如水淌，有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衣裤撕成了襟襟片片，有的两眼鼓凸，舌头伸出口外，有的抓破身子，有的手指抓地嘴啃岩石泥土，有的赤身裸体，遍体鳞伤，有的全身青黑，披头散发，口角流血，有的孕妇被拥挤践踏，大小齐死。洞内悲惨情景，令石人下泪。”②事后，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在向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不无掩饰地说道：“至则见洞门之内，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挤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晕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门外则有防护团员、防护大队、服务队员多人，束手无策，呼之抢救，均谓无效。桢亲自动手，并督率他人同时向外强拖，亦无效果……桢再往纸烟公会洞口探视，东方处长已督率人员抢救多人出洞。发现死者多衣服不全，七窍流血。又见救护人员出洞之后多不肯再入，虽经多方慰勉，皆云洞内空气太坏，经时稍久，即难支持。桢乃与东方处长亲身入内，而愈入则头愈痛，眼愈晕，始知救护人员所谓之不虚也。”③
对当时大隧道内窒息的情景，惨案亲身经历者徐元新几天后这样回忆道：
不多时，第一批敌机投弹后，心中发慌，心要下落之状如害危病，心中现有难过情形。想吃冷水，即想往外走，觉有人拉倒[到],不能外出，因之仍在该处占[站]起。又约将一钟时间，心中更为发慌难过，打架情形愈多。听有人𠳾[喊]救命，第一句有声音，第二句最细微，第三句已𠳾不出声，只知有人向民两手乱咬，代[带]伤数处，到此时间，心要下落已达极点。洞内之人均拥挤睡在地下，民亦睡在地下，不一时双眼流泪，口流青[清]口水，……④
另一生还者李建国回忆说：
我在防空洞(演武厅)由于面贴着石壁得点凉气，从昏迷转入稍为清醒的时候，仍无力动弹，这时忽然看见有打手电洞〔筒〕的，从微光中窥见一个老妇人头面都碰烂了，披头散发，呼天喊地，嚎哭怪叫，周身上下血咕叮𪡀，简直如活鬼一般，骇人极了。⑤
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当局调集担架兵约五个连，防护大队四个中队，陆军新编二十九师野战补充团两个连士兵轮流抢救。由于遇难人数太多，洞口尸体绞结在一起，抢救工作极为困难。从6月5日夜11时开始，直到次日下午4时20分才结束。这些尸体被拖出来，先在隧道口附近堆放成垛，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遂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据参与抢救工作的人员后来回忆说：
“当惨案发生后，就调担架营去搬尸上汽车。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搜捡死尸的财物，大大耽误了时间。当时有许多尸体还在假死状态中，如果搬出洞外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死，在被搜财物时还能挣扎，这些坏蛋就把那些人卡死，以资灭口。”⑥
“他们把死尸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是一息奄奄并未气绝，在运输时，因堆积在卡车之上，被压死了。”⑦
“运到朝天门河坝，果然也有人因吸到新鲜空气，得复活了。我曾随贺国光到河坝视察，看见一个姓曹的人，在河坝苏活过来。”
“在河坝复活的人，因自己身上的衣物，或随带的箱子，被人拿去，觉得回家，无以为生，多半放声大哭，河坝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凄惨声状，令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⑧
国民政府发表的死亡人数，最初是500—600人。7月3日，事件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死亡数字是992人，重伤151人。但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会上，人们一直谈论这次惨案的情况。当有人问“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时，出席这次宴会的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回答说：就我所知，据市民实际清点的尸体和卡车运走的次数判断，死亡人数应该是3 000人以上。《生活》杂志向世界报道了空袭下的悲剧，称推测死亡人数为4 000人。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档案却记载1 115人死亡，813人受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说，“死亡人数在一万两千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四千多具。”⑨到底死伤多少人，还是一个谜。
在清理中，对轻伤者当场进行治疗，重伤者则送往医院。死亡后没有家属收尸的则由空袭救济委员会负责处理。救济委员会将无人认领的尸体先用卡车运到朝天门，6辆卡车(有说20辆的)轮番不断地运，费时近二十个小时。7日，救济委员会又用木船将尸体运至下游黑石子、大佛寺等处就简掩埋。当时动用了100多名员工昼夜赶工，直到6月9日上午才草草赶埋完毕。
此次惨案，因为死伤人数太多，情景悲惨，所以民怨沸腾，舆论哗然，国内外震惊。
6月6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举行第四届一次驻会委员会，会上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四点：(1)市政府迅速查明肇事之原因及其事实情况并报告本会；(2)肇事责任究竟属谁，查明之后，应请政府严加惩办；(3)市府应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4)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⑩各案通过后，全体参议员由市长引导亲往肇事处视察，并对死伤家属一一慰问。
6日下午，蒋介石与参政员一起视察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现场，看望并慰问了死伤者家属，并面谕嗣后应采取凭证入洞办法，俾免死伤。
7日，蒋介石亲下手令：
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内某隧道发生窒息，以至遇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仍责成各该员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护设备，以观后效。此令(11)。
同时，着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国民党参政会主席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和吴铁城一起组成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参政会、重庆市参议会、党政工作考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监察院方面负责代表为委员。同时，还组织了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成立了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陈立夫、翁文灏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这些委员会的责任是两方面：一是负责此次惨案真相的彻查；二是组织今后改进防空洞设备管理事项的研究。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函令战时新闻检查局严格限制各报的舆论，“各报对此事如有建议性质之文字，自可发表。惟愤激讽刺之言论记载均应严格检扣”。国民党中央也函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关于大隧道惨案之办理经过情形，除经核定送交中央通讯社发表外，余均一律不许登载”(12)。
然而，一件死伤惨重令人悲痛的事件，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公愤，不能不对防空当局进行批评和谴责。《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商务日报》等，不顾当局的禁令，仍然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民请命。
《大公报》在社论《防空洞通风问题》(6月7日)中说：
前晚敌机袭渝，发生了窒息惨祸，死伤甚众。这些市民不死于敌弹，而死于窒息，真是可痛！我们对死者万分哀悼，并对主管人员之不能防止惨祸，表示万分遗憾！
公共防空洞的空气问题，本已不是新问题，前年6月11日中山公园下大隧道曾发生窒息之事，去年8月12日左营街大隧道也曾发生了窒息惨剧，而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不幸！……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也不是意外问题，而完全是设备不周与管理欠妥的问题。
……我们讨论此事，对忠良市民的惨被牺牲最感哀悼；而这种事发生本已不止一次，且一次较一次严重，这就证明主管人员有严重责任！现在敌人正加紧轰炸，政府必须有适当切实的方法绝对防止此类惨祸之再现！(13)
《新华日报》(6月10日)发表社评，对重庆防空司令部将惨案原因归咎于“四乡人士，阻于固习，来城甚多，致发生惨案”之说进行了驳斥。社评说：“查防空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已不止一次，……不料事隔一年，惨案重演，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可见防空当局并未从此得出应有的教训，作出应有的成果来。渎职之咎，自难辞卸。”(14)
大隧道惨案遇难者家属和全市市民，还致书林森、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各机关法团，为死难同胞喊屈伸冤。他们说，现在“……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争最[后]胜利之时，人民故[固]然是不敢怨憾政府”,但是惨案“其责究该谁负？当然是地方当局有舒[疏]漏之处！”他们说“伤亡之巨，谁不悲泪怨天，惨痛难言，鬼哭神泣！”而“……将民众同胞生命财产当作而[儿]戏，死亡之灵魂及遭难之同胞家属亲友，……却是有些报[抱]怨含冤矗九霄也。”(15)朴实的语言里表现出了对防空当局渎职行为的强烈不满。
6月13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为大隧道窒息惨案再次举行谈话会，各参议员交换意见，主要为下列四点：(1)各参议员尽量搜集关于本案实际材料及防空洞改进意见，于本月16日以前交付本会汇转审查委员会及其他两委员会。(2)请审查委员会调查伤亡及脱险者人数，俾得正确之数目。(3)请审查委员会分别召询脱险者及死难家属，以明真相。(4)本会为市民代表，应请议长出席审查委员会，将代表本会同人之意见，务期本案真象大白，责任判明，以纾民愤(16)。
6月20日上午，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也召开第8次会议，参政员提出几项意见，并作如下之建议：本案案情惨重，切望政府查明真相后公布，依法为迅速之处理，并将审查委员会及管理技术两委员会报告，连同处理情形，函送本会参考。
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参议会、参政会等干预影响下，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审问“又不断把有关防空、防护、市政、治安等单位的头目调到中央党部去讯问。”(17)据时任重庆防空司令部通讯队长、重庆防空司令部电讯大队长及防空情报所副所长的邹高竞说：“口供都是事先拟好了的，到庭按拟好的问，按拟好的答，主要是把责任都避开，谁也没有过失，似乎惨案是不可避免的，是由临时情况和设备条件造成的。”他说：“刘峙事先通过贺国光向何成濬、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详细数目不知),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把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以下的一些救护、通讯各方面的人叫去问了一下。”(18)尽管如此，刘峙仍“接受不了”,“去向他的直接老板何应钦诉苦，何就在电话上向吴铁城抗议，据说何、吴两人就在电话上争吵起来”。被调讯过的还有市长吴国桢、宪兵司令贺国光、卫戍第一分区司令李根固、警察局长兼防护团长唐毅、空袭服务总队长谷正纲、防空隧道工程处长吴国柄、副处长谢元模等人。(19)半个月以后，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大家有责，而人人都不负责的“审查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据此下达了处分命令：免去刘峙所兼重庆市防空司令一职，由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贺国光兼任；专职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二次；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20)。一件重大惨案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