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状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如1929年实行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统一税收，1933年废两改元与统一货币，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等。同时发展金融业，建立国家银行；注重交通建设，增修铁路和公路，开辟航空线路。这些政策与措施使中国工业在赓续民国以来发展基础上向前发展，缓解了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解除了1934年由于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国内金融紧缩给工业带来的萧条和困厄。此外，“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所激发起来的广泛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也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工业在1927年—1937年间有新的发展。
(一)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始终执工业界之牛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相当发展，后经过1923年—1924年纱布萧条，1925年纱业有了转机。1927年全国纱厂已达119家，以后纱厂、纱锭、织机逐年均有增加。进入30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纱业一直不振。1932年部分纱厂曾停工数周，1933年4月纱厂联合会决议停工23%,为期一个月。到期又决定各厂根据情况，在下半年自行减工，或停夜班，或全停数周^[1]。自1932年起，华商纱厂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因这时纱锭增多，故总水平尚高于20年代。自1933年以后，华商纱厂建设停滞，出售、出租、改组频仍。在此期间，华商棉纺织厂中，破产的有三家，清理的有三家，出租的有一家^[2]。1935年6月底，59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24厂，而减工者复有14厂，停工减产总锭数超过100万枚^[3]。至1936年，由于农村安定，农产丰收，农民购买力骤增，使中国棉纺织慢性衰落景象获得一线生机，棉业界人士转趋乐观，颇有奋起之势，但形势好转仅系曙光一现，1937年的“七七”抗战发生后，形势大变。
1927年—1937年，中国棉纺织业虽有发展，但华商纱厂无论是增长速度或是绝对增长数，都远比外商逊色。1927年全国纱锭数是367.5万枚，至1936年增加到510.3万枚，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华工厂所拥有纱锭数，由157.5万枚增加到235.6万枚，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纱锭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42.9%提高到46.2%;而华商纱厂拥有的纱锭数，从209.9万枚增加到274.6万枚，只增加31%,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7.1%降到53.8%^[4]。布机在1927年总台数为2.9788万台，1936年增加到5.8439万台，其中外商厂由1.6329万台增到3.2936万台，增加了一倍有余，在全国布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54.8%提高到58.1%;而华商厂布机数由1.3459万台增加到2.5503万台，增加约90%,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则由45.2%下降到41.9%^[5]。随着外资特别是日资势力的发展，上海华丰、宝成一厂与二厂及天津裕元、华新、宝成三厂均被日商纱厂兼并，天津裕大、唐山华新也由日资经营或合营。这些情况表明，外资特别是日资势力增强很快，对华商构成重大威胁。
(二)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是仅次于棉纺织的中国重要工业，它大都集中于交通口岸或大城市，尤以哈尔滨为多。1931年前，面粉工业有所发展，新开设面粉厂44家，同时闭工歇业的也有8家^[6]。这年全国共有面粉厂157家，其中华商148家，外资(主要是日资)9家。以地区分，东北三省64家，江苏(包括上海)40家，山东16家，河北13家，河南7家，山西和安徽各3家，湖北10家，湖南1家^[7]。
1931年“九一八”事变，面粉业受影响最深；原来华北及华中的面粉有相当部分销售东北，东北沦陷后，关内面粉输往既须征税，如外货，日粉入口反可免税，市场遂为所夺。而且欧美过剩的面粉又咸向中国倾销，益以华北动荡不安，土磨面粉可不纳税，机器面粉销路遂与日俱蹙，小厂停业，大厂减工，面粉工业经营艰难万状。至1933年，南京政府改订关税税则，每担面粉进口加征进口税0.825金单位；1935年又对出口面粉实行退税办法，同时全数退还运销东北所征的税款，并大力调整铁路运费。凡此种种措施给予面粉业以帮助，面粉业得以渡过困难缓慢发展。到1936年底止，全国机器面粉工厂实存数共计152家，日生产能力为45.2218万包。其中东北地区共53家，日生产能力为11.651万包；上海、无锡以及江苏等地区共31家，日生产能力17.6万包，仍占全国第一位。是年机器面粉工厂的生产能力虽较1921年增加47%,而实际年产量仅增加26%^[8]。
(三)卷烟工业
卷烟工业在我国轻工业中仅次于纺织业和面粉业而占据第三位。中国卷烟工业向以上海为唯一中心，全国直接从事卷烟业的工人达8万人之多。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卷烟工业趋于衰退，每况愈下。1927年上海有卷烟厂182家，1928年减至94家，1929年减至79家，1930年减至65家，1931年减至64家，1932年减至60家^[9],到1936年只余44家^[10],仅为1927年的24%。不过，本时期卷烟日益普及，市场不断扩大，又因其制造较易，内地各省都纷设小型烟厂，卷制低级烟，主销农村。据税务署统计，1933年有纳统税的华商烟厂116家，销烟51.7991万箱，其中低级烟占85%左右^[11]。
中国的卷烟工业实际上为外商所垄断和操纵。外商烟厂绝大部分在上海，所谓“八大公司”均是外国资本开设。其中以英美烟草公司最大，1935年改名为颐中烟草公司，是国际烟草垄断公司之一。颐中公司在上海拥有三家工厂，汉口和天津两家工厂，青岛一家工厂，并在全国28个城市设有办事处，拥有卷烟机534台，工人达2万人以上，总资本达4亿元^[12]。其次还有美商的大美、花旗、美迪，希腊商的锦华、杜柯、健身，意商的大宝等。据统计，1935年华商销烟46.5023万箱，外商销烟64.1891万箱，占58%^[13]。
(四)机器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由于欧战后欧美恢复丝织工业，华丝出口尚称顺利，又遇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年—1930年颇有发展。1929年是我国历史上桑蚕丝产量最高的一年，达16.5511万公担，其中厂丝8.937万公担，占54%。这一年全国360家丝厂，有丝车12万部^[14]。其中，上海104家、丝车2.3582万部，无锡46家、丝车1.2862万部，苏州与镇江6家、丝车1544部，浙江24家、丝车6452部，广东146家、丝车7.2455万部^[15]。
进入30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危机，丝的需求量大减，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竞争，以及人造丝大量侵占真丝市场，机器缫丝业面临重重困难。在1930年，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开工丝厂共有193家，其中上海111家，而已有开工不足情况；至1931年共减为149家，上海有70家，1932年又减为105家，上海仅存53家。广东省1929年开工的丝厂146家，至1930年减为121家，1931年又减为111家，至1932年仅存58家^[16]。山东、四川等地丝厂亦减产或停闭。
但是，在中国缫丝工业的急剧衰落过程中，亦有不平衡现象。其中以原来上海、广东两大基地的衰落最甚，如上海1934年仅存35家，丝车8270部，广东仅存37家，丝车19505部，分别较1929年减少了65%和73%;江苏省因苏州、镇江厂均早已停歇，所存38厂、丝车10348部全在无锡，故与1929年无锡的46厂、丝车12862部比较，减少仅20%,1935年后，由于永泰资本集团形成增长亦较快。又浙江省除1934年丝车减少较多外，其余年份减少不多，1935年后且增长至历史最高水平^[17]。
1935年6月以后，美国丝织厂和袜厂纷纷开工，需要生丝增加，丝销渐起，丝价回升，一年内自最低每担380元一跃而至700元以上，我国缫丝工业才稍有起色。除江浙沪丝厂开工者有所增加外，其他广东、山东等地的缫丝工业也稍见活跃。1936年最高丝价每担为960元，最低价也达720元，外销转旺；全国开工丝厂增加到180余家，厂丝总产量达7.0971万公担^[18],丝厂可略获盈利，行业有所转机。但是，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又给中国蚕丝业以毁灭性打击。
(五)火柴工业
火柴业在上一时期中本已相当发达，据统计，1928年全国有火柴厂180家，资本总额为2400余万元^[19],遍布十四个省市，其中以广东、山东和上海较多。除上海以外，各省火柴厂大都规模较小，设备简陋，随时开张或关闭，生产不稳定，成本高，质量差。1928年后，瑞典火柴商趁机向中国市场倾销火柴，瑞典厂商在东北收购许多日商火柴厂，借助其技术和资本的优势，生产廉价火柴在华北城乡倾销，以图挤垮华北的中国火柴厂，同时在上海和香港囤积大批瑞典火柴，向华中和华南各地城乡倾销，试图垄断中国的全部火柴市场，使中国民营火柴厂因亏蚀或滞销而纷纷倒闭。据报载，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厂全数倒闭，广东厂家亦倒闭过半，苏浙皖各省虽根基较固，而停业亦及小半”^[20]。
在此危机之际，政府与商业界采取措施尽力挽救。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率由7.5%提高到40%,加强国产火柴的竞争力，使进口火柴由1930年的1.7661万箱减少到1933年的1461箱^[21]。火柴业集中地广东，1930年组织维业堂共同议定产销定额，避免同业竞争。广东地方当局对外国和省外火柴征收内地消费税，从而形成地区垄断，维持偏安局面。东北华商和日商亦于1931年实行联营，并由东北当局实行火柴专卖，以抵制瑞典和关内火柴，旋因“九一八”事变中止。在关内，由刘鸿生倡导，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议定每年总产量为74.6543万箱，另留有给日本厂商的份额。惟各区内部争执未已，仅华中区21家实行。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厂已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累^[22]。
民族火柴工业在国产火柴销路转快的刺激下，不仅原有工厂增加产量，而且又有许多新厂开设。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全国共设立75家火柴厂，其中1933年以前开设的61家，1933年以后仅个别省份有所发展^[23]。
(六)水泥工业
水泥工业是本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新设立的水泥厂有：1928年广东设立的西村士敏土厂、1934年山西太原设立的西北洋灰厂、1935年江苏南京栖霞山设立的江南水泥厂、1936年四川重庆设立的四川水泥厂。中国幅员广大，建设殷切，几家水泥工厂的产品不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据《海关贸易册》的报告，这一时期水泥的进口数量：1928年为270.0609万两，1929年增至340.6814万两，1930年更增至384.0497万两，每年均有若干增加^[24]。进口水泥主要来自日本。日本运销中国的水泥每袋售价还不到国产水泥价格的三分之二^[25],以低价打开中国销路。
由于日本水泥在中国市场倾销，华商水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剧烈。为了联合抵制外货的倾销，防止彼此在竞争中失利，启新、上海、中国、江南四家水泥厂于1925年、1931年、1936年先后实行过三次联营，联营内容包括划分销售区域、议定销售数额和价格等^[26]。南京政府于1934年7月施行进口税新税则，水泥进口税率每100公斤增至金单位8角3分，使水泥输入大减，促进了国产水泥的销售。至1937年，中国资本自办的水泥厂已增至九家，原有厂家也购进新机，扩大生产规模，年产量增至735万桶，不仅供应本国水泥的需要，而且产品远销海外南洋一带，打下了中国水泥业的初步基础。
(七)重化学工业
重化学工业是中国建立和发展得比较晚的一个化学工业部门。中国早期的化学工业，大都是轻工业性质的，如早期的制药工业、化妆品工业等，以后才逐步略有重工业性质的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抗日战争之前的二十年间，是中国重化学工业创建和初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重化学工业亦称基础化学工业，属于重工业范围，包括无机化学工业中的制酸、制碱、制盐、肥料等化学工业部门。
本期制酸工厂有：渤海化学工厂，创办于1926年，资本50万元，厂设塘沽，年产盐酸500吨。得利三酸厂，创办于1929年，资本5万元，厂设唐山，年产硫酸400吨。利中硫酸厂，创办于1933年，资本20万元，厂设唐山，年产硫酸800吨。而规模较大者乃是上海的天原和开成。著名化学工业家吴蕴初，于1922年集资5万元创办天厨味精厂；又于1929年创办天原电化厂，资本初为20万元后增至105万元，年产盐酸近2500吨，并产烧碱、漂白粉。他还创办天利淡气厂，资本100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00吨，以及炽昌硝碱公司与炽昌牛皮胶公司等。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上海江南、四川江北广益、成都裕川、西安集成四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00余吨。此外，尚有广州、梧州、太原的省营厂，年产硫酸8200吨、盐酸600吨，而各大兵工厂也皆产硝酸。由于制酸工业的发展，硫酸、盐酸、硝酸的进口量由20年代末的6000余吨降至1936年的1600吨，而醋酸和其他酸类进口则见增长。
制碱工业的发展较制酸尤佳。著名化学工业家范旭东集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创办久大、永利公司。塘沽永利碱厂是1924年才正式投产，永利纯碱产量逐年增加：1926年产4576吨，1930年产1.9774万吨，1936年达到5.6297万吨。1930年永利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1159吨，1936年已达4517吨。永利由于生产不断扩大，资本由原来的40万元到1936年已超过400万元。另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每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0吨。此外，广东省营碱厂年产烧碱1860吨。至此，中国纯碱已可自给，永利产品并有出口，但烧碱仍然不足。
硫酸亚(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30年代进口量1.2万吨，价值1300万关两。1933年，范旭东投资800万元，在浦口卸甲甸建硫酸亚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亚120吨，硝酸40吨，但在上海抗战后，被日机炸毁停工。
(八)电力工业
电力是本期发展最快的工业。据建设委员会的调查，1929年全国电厂共有724家，资本共计22102.4559万元，总发电容量为83.5266万千瓦；至1932年，电厂减至665家，但资本则增加到30429.054万元，总发电容量亦增至89.3645万千瓦^[27]。1931年至1936年，华商电厂发电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3.21%^[28]。
中国电力工业原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上海美商电力公司一家年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即超过全部华厂的总和；但到1929年华厂总和已与外资旗鼓相当，1936年不计已沦陷的东北在内，华厂已占总容量的56%。华厂中绝大部分是民营，官营已居微不足道地位。
然而，这一时期电力工业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上海包括江苏在内，共有发电厂107所，装机容量为12.57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20%,年发电量3.2亿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8.6%。西南和西北各省仅有一些小发电厂，主要供照明之用。这一时期，上海及江浙一带，电力普及到镇市，促使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工场改用马达。
(九)矿冶业
中国在抗战前的矿冶业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矿冶业，无论在绝对数字上或在相对比重上，都显不出重要性。据1933年统计，国营矿场仅有十四处(河北四处，安徽三处，山西两处，河南、浙江、湖南、江西、云南各一处),资产额6926万元^[29]。国营矿冶业的扩展，是在1935年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后。
煤矿工业：战前中国的矿冶工业主要是煤矿工业。当时已知的全国煤矿储量为2583.77亿吨，其中山西省为1271.27亿吨，东北地区为193.18亿吨^[30]。1927年—1937年间，煤的总产量逐年有所增加：1927年为2417万吨，1929年为2652万吨，1930年为2603.7万吨，1931年增加到2723.6万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年产1032万吨煤全部被日本侵占，煤产减少40%。1932年以后，煤产量(包括东北在内)仍有增加，1932年为2683万吨，1933年为2836万吨，1934年为3934万吨，1937年为3691万吨^[31]。但增产的主要是日本人控制的东北各矿和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焦作等矿。外资势力控制垄断了中国煤矿，1935年我国煤矿资本总额(包括东北)估计在2.2415亿元左右，其中华资经营的资本为1.08687亿元，占48.22%,中日合办资本为3000万元，纯日资资本2621.3万元，中英合资资本3136.3万元，中德合资资本450万元，中俄合资资本2400万元，合计外资共计占51.78%^[32]。
这一时期国产煤已自给有余，年出口量约350万吨，但尚需进口工业燃煤200万吨。出口国家主要是日本，其次有南洋各国及越南等地。
钢铁工业：抗战以前，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微弱，许多铁矿尚未开采，已开采的产量极低，冶铁炼钢设备缺乏。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两处，余均年产不足万吨。龙烟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当涂各公司1928年—1929年生产有较大发展，由50余万吨增至180万吨，后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而衰退，1936年才恢复到29万吨。
冶炼钢铁方面，因欧战时期铁价上涨，有和兴、阳泉、扬子、石景山四家华商铁厂创建，至本期仅有扬子、阳泉两家生产。阳泉1928年—1931年年产生铁四五千吨，颇有盈余；其后铁价跌落，生产衰退，至1936年才回复到3600余吨。扬子1923年由六河沟接办，以后停产时间多于生产时间，年产最高不过1.1万吨，惟1935年、1936年又超过历史纪录，最高年产1.5万吨。此时还有上海大鑫钢铁厂，仅电炉炼少量钢；天津天兴制铁所于1936年才建厂。
民族钢铁业失败也是由于日本资本的压力。1936年，日本投资和贷款控制的产量，占铁矿总产量的99.2%,生铁产量的96.8%(包括东北)^[33]。当时中国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有色金属矿冶工业：中国有色金属矿主要有金、银、铜、铅、锡、锌、钨、锑、钼、锰、铋等矿，多由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开采，其余如东北、山东、河北、安徽等省也有。这些有色金属矿原来大多数是私人集股民营，或是由地方政府经营，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落后，大多是土法开采，产量甚少。1931年以后，国民政府根据《矿业法》规定，将重要矿业归国营，逐步把一些大矿山收归国家经营。

1929年—1933年有色金产量

单位：吨，金、银为两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6页。
*系指含锌35%—46%的锌矿石。
中国战前的有色金属生产，品种少，产量不稳定，或逐年下降，其中以锰、锌、铋的产量下降最为明显。中国特产品锑、钨，前期产量仍不多，1936年资源委员会设立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改善生产，统筹外销，经此整顿渐上轨道，产量有很大增加。锑、钨、锰矿产品成为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出口物之一，换回了大量军事物资。

1928年—1936年战前中国锑钨出口量统计表

单位：担

资料来源：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