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游地狱记

著者不才。十二回，刊于《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六期至第十期(1911年六月至十月出版)。标“社会小说”。文末附“茶山逸史”评语。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单行本。

日本留学归来的黄无人流落上海，藉友人之助，在一编书社编辑教科书，混碗饭吃。后因看了玉历钞传，见书上讲起地狱阎罗，才知冤沉海底就是地狱。感慨人间残杯冷炙，到处辛酸，神伤而入梦乡。梦醒之后，无人立意遍游内地，调查社会恶劣风俗。于是乘船到苏州，与旧友同访烟花间。又定船夜游山塘，得识妓女花拂云。花自诉其悲凉身世，无人恻然伤感。后数人同乘轮船到镇江，见一乡人被诬为偷盗，绑在船头毒打，后又遭捕快私刑酷虐。经无人等解救，方被放出。
无人等到了扬州，陈朴士来访，讲起妓女高春云身世。高原是富家之女，父亲死后，母与仆人私通。族中人夺家产，打官司，把一份家私弄得七零八落，高亦被卖到堂子里。杨绶士谈起现任知县因善刮地皮，人称“天高先生”。他为侵吞人家私产，把一家人家弄得家破人亡。诸人在扬州游了古迹后，就去淮安。见乡人竟因偷粪打死人命，无人深感社会生计之艰难。那时徐州、泗州、凤阳一带荒歉，逃荒难民都到清江来乞食。黄善士设粥棚施舍灾民，但放赈的司事贪财渔利，致使饥民中毒死亡。
无人等到了山东沂州，煤矿局总办金冠生领无人等参观矿山，工人劳作之苦，见所未见。矿区街市萧条，鸦片烟灯却遍地皆是。往来之人，都是鹄面鸠形的烟鬼。金说起兰山知县靠夫人运动，讨得极肥差使，因而这位夫人骄傲悍妒，虐杀丫头，逼死姨太太。冠生又讲了当地贞女立牌坊的事。
次早众人乘骡车去济南。经泰安，无人游泰山，观日出，耽搁了二天。赶路时，无人的车子岔上了小路，骡夫图谋钱财，无人知情况不妙，赶紧申明行李里只有几吊钱。骡夫无望，只好在一家穷店歇脚。夜里，老板娘领来两个姑娘，说是来服侍南方客人的。两人身穿纸衣，是老板用钱买来逼着接客的。无人听了两人身世，如万箭钻心，于是让她们上炕睡，自己和衣耐冷过了一夜。到了济南，由卢孟宣做响导，游了趵突泉、明圣湖，住在孟宣父亲公馆里。一日，孟宣家死了一个仆妇，原是老太太随嫁丫头。因丈夫吃上鸦片，儿子病死，鸦片鬼丈夫临死前将此妇卖与他人，仆妇就吸生烟自尽了。
无人等到了德州，见客店老板娘毒打一孤儿，心中不忍，用八块钱买下小孩。到了沧州、天津，见义和团到处设坛。入京师，见了绶士的老兄健斋，谈起国家前途，不久大祸将至，中国竟是釜鱼幕燕了。无人游颐和园，感叹人但知甲午之役海军腐败，却不知道他的精华尽在乎是了。便把连日的感慨，做成几首诗词，藉以发泄。次日与绶士同游陶然亭，遇见上海东社里的熟人白有我，于是同去致美斋畅饮。无人听到隔壁有女子哭声，原来是妓女花黛云被某老爷打了两个耳光。三人遂去找花，得知其姊拂云已在天津。过了新年，绶士随兄去日本，有我回南有事，托无人至天津代为主持报馆。其时天津义和团兴起，无人在报上发表的都是反对官场的话头，不上十天，督抚一张公事，封闭报馆，还要究办主笔。无人进京避难，去黛云处，得知拂云遭受的折磨，且钟情于她。后与拂云相见，以五百块钱替她赎了身，且被杨太太收为义女。无人遂送她们到天津乘轮船去上海。拂云留沪，杨太太回苏。此时京津大乱，联兵破了京城，西太后西幸。无人返沪，没有别种法子，只好约有我陪他再到东洋去游学。
《醒游地狱记》发表于辛亥年 (1911) 四月二十七日广州黄花岗之役以后，至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之际。但却以戊戌变法(1898)失败，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进京这一段历史时期为背景。这样，就避开了当时发生的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没有能及时地反映出时代风云的变化。作品仍以暴露黑暗、谴责世俗、鞭笞社会不公为主要内容，表明了作者改良主义的立场。全书通过黄无人不满社会现实，决心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从上海出发，去苏州、镇江，然后经扬州、淮安、清江、沂州、泰安、济南、德州抵天津、北京，一路调查社会恶劣风俗，以其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清末社会现实，为我们描绘出清王朝行将崩溃的衰败、没落景象。作者借“调查者”的眼光，将视角投向了社会的底层，“显其弊恶”。对劳动人民的不幸与痛苦，妇女命运的悲惨与屈辱，尤寄以深切的同情。通过一连串“杀人不怕血腥”的故事，将“世上苦人多，人间情欲险”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冤沉海底，“人间即是地狱” 的主题。
作品描写当时上海成衣店里学徒的生活： “年纪大的赶做衣服，小的烧茶、煮饭、洗碗、涤盏，下至倾倒虎子溺器，挦撦秽布，没一件不是徒弟做的”,整日没一刻得闲。遇到店主“着恼起来，就把小徒弟打得要死要活。就是大徒弟也免不了吃几个巴掌。”沂州煤矿里的工人过的更是非人的生活。巨大的矿井“白天里也合 (和) 鬼世界一样”,工人一个个“都跣足赤膊，肤色漆黑，合鬼一般”,忙于铲凿、搬运，“真是别成一个世界”,为外人 “见所未见”。淮安的农民，“可怜只为三五十文钱” 的粪而引起纠纷，打死了人命。“无人听了，眉头一绉，心想一缸粪，竟害了两条性命，下等社会的生活可想而知了”。这些事例，虽笔墨不多，却实实在在是当时手工业者、煤矿工人及一般农民生活处境的真实写照。他们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够悲惨的了； 然而即使这样的生活，仍得不到保障，不时还会“飞来横祸”,无端遭到社会黑暗势力的迫害、欺榨。镇江船码头上，一乡民招揽挑脚的生意，竟被官船上人诬为盗贼，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被绑在柱上，毒打致伤。“乡人极声呼冤”,妻子怀抱幼儿，哭哭啼啼哀求，人身毫无保障。虽经无人等解救，一顿打算是白挨了。众人凑钱，雇人抬他回乡，谁知半路又被捕快拦截，抢去钱财，关入破房，再次遭受私刑折磨。所用刑法，一似地狱中刀山： 只见“刀尖上面吊着一个人，两只手反缚的，一条辫子穿着顶儿缚在梁间，下面合(和)刀山只离得几寸光景，悬空儿的站不住，不免到刀山去站一下子，或是坐坐，那小刀尖儿便戳进皮肤里去，所以一个屁股合两只脚底都是脓血淋漓了”。百姓无辜遭殃，有冤无处伸诉，真正成了“盗贼世界”,人间活地狱。灾荒年份，农民遭遇更惨，四出逃荒要饭，“地方官躲得无影无踪，一点儿不想安置的法子”。地方人士捐款，组织营救，设粥棚救济灾民。放赈的司事却营私舞弊，在米里夹泥沙，饼里掺糠屑，吃得灾民生病。丧心病狂的师爷还指示人在粥中掺石灰，把灾民活活毒死。这位师爷“在北边一带年年当赈济的委员”,是“惯做的”行家里手，也不知有多少无辜灾民已死于他手。
作品对当时鸦片流行，危害社会、戕害人民的情况也作了深刻的揭露。苏州的烟间就是 “淫恶窠臼”,“一般浪游少年，荡子棍徒，鸟聚兽合都在烟间里”,“引得游蜂浪蝶，惹是寻非，所以争风打降，剧盗鼠窃，无不窟宅其中”,成为社会罪恶渊薮。济南城里，穷巷中的 “鸦片烟灯吃铺子，矮屋半间，土炕三座，四面把竹扉关着”,“那股毒药的气味儿却一缕缕的从竹扉缝里透出来，薰得人头眩眼花”。天津繁华之地，“歌楼舞馆，酒肆茶寮”和上海差不多，“而且烟馆林立，熙来攘往的人十有八九是鹄面鸠形的”。城市如此，村镇也不例外。沂州矿区的 “荒凉小市，不及江南的一个村镇”,“市面虽然这等疏落，鸦片烟灯却遍地皆是。据他们本地人说，足足有一千三百多家，把卖米的店家比起来不上三五十分之一哩”。所以街上往来行人都是青筋绽露的烟鬼。有的人虽狐裘皇皇，肥头胖脸，却盖不了一脸的晦滞之色。一班“衣衫蓝缕、半菽不饱，然而天天向着烟铺里寻生活，烧得牙齿都是黑的”的劳动者，景象凄惨，不堪入目。无人目睹此景，不禁淌下泪来。深感“鸦片没有禁绝，这样的去处正多”,“这等生活程度，也可以痛哭了。”事实正是如此。作品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彻底被毁灭的事例，揭露了鸦片烟毒的罪恶。孟宣家的一个仆妇，原是老太太的陪嫁丫头，人品端正，老太太十分疼她，所以“听他自由拣择”,和一个南货店里的伙计结婚成了家。此人品貌清秀，“夫妻甚是和好”,还“生得一个儿子”,称得上是一个和和睦睦的小家庭。谁知后来丈夫吸上了鸦片烟，“一灯昼夜，呼吸不已”,“拿着那枝烟枪便百事不管了”,“家里头的东西渐渐被他吸进枪管里去了”,最后弄到家徒四壁，儿子病死。丈夫流落街头，一无所有，最后死在古庙，连“芦席都没有一条”。仆妇前去收尸，谁知鸦片烟鬼丈夫临死前竟已一纸卖身契，将她卖给了别人。仆妇被骗受辱，吸生烟自杀。一家三口，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鸦片烟葬送了。
作品对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写了许多良家妇女被逼为娼、坠入火坑的不幸遭遇。苏州妓女花拂云、黛云姊妹，原“是好人家儿女”,父亲在山西做过官，母亲是姨太太，父母双亡之后，生活无着，就 “走上这路了”,虽 “没一刻不想脱去火坑”,但一个弱女子，又有何能耐，“也是没法，吃这个冤孽饭”罢了。拂云飘泊上海、天津，到处受欺，侍候客人，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假母火起，就“一顿板子，真正打得鬼哭神号，皮开肉烂”,“几次要死要活，这碗饭吃得厌极了”。黛云服侍某老爷不顺心，就是两个耳光，还得“磕两个头”,赔了不是才得脱身。扬州妓女高春云原也是富家女儿，只因父亲死后，留下 “一番好家私，田连阡陌，窖积金银，很可享用几世。”哪知家庭发生变故，族人争夺家产，县官又从中撺掇，结果把“一分家私弄得七零八落”,高也被族人以一百块钱卖到了堂子里。无人在荒村小店遇到的商个少女，景况更为凄惨。她们都是被老板娘用五吊钱买来逼着接客的，身穿纸衣，一扯就破，倘不能赢得旅客欢心，取得赏赐，就要遭一顿毒打。无人见“两个女儿都是赤条条的，皮肤冻得紫色了，只有下面着的什么粗布的短裤，上身、两腿便一丝不挂了”,“哭得象泪人儿一般，跪在地下磕头”哀求：“老爷不赏一点脸儿，我们没命了！”无人“听了这话，犹如亲到地狱里面，听那悲号惨叫，刀戳油煎，忍不住簌簌的吊下泪来。”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议论： “好好人家的女儿，为何出乖露丑，赤条条尽人家顽耍，这不是合(和)畜生一样么？”揭出了人间地狱的丑恶面目。
妇女的悲惨命运，还受到封建礼教残酷的摧残。沂州西门城门口崭新的贞女牌坊，就记载着一桩血淋淋的“惨酷得很”的“奇事”。一个贩卖杂货的小经纪人家的女儿，因得了某富翁恩惠，被父母许与该富翁“做个小星”,由于“大妇悍妬”,延宕了婚事。不料富翁后来一病不起，该女竟“仰药自尽”,真正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济南一家人家，门前竖着几十对衔牌，处处挂灯结彩，举办喜事。奇怪的是“那彩里头都夹着一个白球。”原来是这家人家“少爷昨天夜里死了，今儿要把没过门的少奶奶接过来合死者结婚”,“是贞节妇的抱牌成亲”。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指斥“这些事，实在是活作孽！”“我不晓得那个恶人作出来这个礼义，偏偏叫这样是好的”,“年纪这样轻，又没有嫁过来，还要生辣辣的捉将圈套里去，叫他一世守着寡……这种刑罚，我说比监禁一百年还要难过哩！”痛快淋漓地把矛头直指周公、孔子，斥责了礼教的残酷吃人。
作品对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揭露，也是不遗余力，颇具典型的。例如兰山县知县，原本候补，是个“极黑的人员”,怎么也轮不到一任实缺。后来“穷极计生”,仗着“奶奶生得一表人材，千伶百俐”,就想方设法，“引个线儿，去拜藩台的姨太太做了干娘。”这样，“藩台自然是干爷了。父女情分，有什么避忌”的呢？就趁机“为他丈夫讨了一个极肥的差使，什么厘金局、货捐局，不上三年，足足弄了二十万家私。”后又署了常熟县、济南首县。这位县太爷由“黑”到“红”,升了官，发了财，都是仰仗着他奶奶的力量。因而这位奶奶“娇傲悍妬”,是“天上寡二，人间少双”。一个人用了四个丫头，十几个老妈子，各司其职，作威作福。一个丫头仅因打碎“干爷”送的碗，就被剥了衣服，铁籤乱戳，活活折磨而死。县太爷买了个小家女子作姨太太，被她侦知，就用“斗智不斗勇的方法”,连诓带拉，软硬兼施，将姨太太“接进上房”,“剥得赤条条一丝不挂”,再诬以与小二爷“有勾当”。姨太太羞辱交加，“把自己缠足的布带放开来自缢而死。”有人告到官府，但这位奶奶长袖善舞，又“拜了知府的老婆做了干娘了，知府也很喜欢他”,于是，两条人命的大事，全都“消散得影儿都没有一点了”。无人感叹官府草菅人命，两条性命，“竟不如一条狗！”作品描写颐和园，“果然是天上行宫，人间福地，比不得寻常名园。”“玉泉山、万佛阁、万寿山等处，那豪华富丽的情状，真是琼宫玉宇，凤阁龙楼，金碧交辉，令人目眩。”如此奢华靡费的设施，却都是挪用了海军经费来供西太后一人享用的。作者以画龙点睛的手法，用“人但知甲午之役海军腐败，却不知道他的精华尽在乎是了”一句话，挑明了清政府的腐败，锋芒所向，直指慈禧。直言不讳地感叹“铜驼荆棘，已在眼前”,要想“免得洛阳宫殿烧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也就难了。应该说，这些议论： 是切中时弊，所见颇深的。无人又感“我中国教育不兴，一般人民没有普通的知识……任凭你苦乐不均，生杀随意，都说是有来历的”,是“天生注定”,“这不是冤沉海底的眼前地狱么？”意在强调兴办教育、批驳因果报应，也是有见地的中肯之言。
综上所述，全书内容，涉及面广，有的问题提得也相当深刻。但总的说来，仍不脱“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窠臼，缺乏时代精神。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视而不见；对业已升起的共和曙光，持“驼鸟政策”。还喋喋不休地嘀咕“康梁的说话是不差呀，皇上的圣明真真不可及”呀。对使国家弄得如此 “一榻糊涂”,“祸至无日”,成为 “釜鱼幕燕” 的原因，仅归结为 “小人弄权”,毫不涉及封建专制制度。而作品中主要人物，对此局面，除了“不由得淌下泪来”,“哭得泪人儿一般”外，至多也就是到陶然亭纵酒高歌，大唱二簧，慷慨地发一通空论，故全书缺乏具有理想光采的人物形象。黄无人也只是“自从东洋回来”,“忙了两年，走一趟北道”,“仍旧似梦非梦的要到东洋去”,全书就此结束。一片迷茫，看不到前途，不知归宿何在。
对待义和团运动，书中虽揭露了“某尚书顽固不堪，某亲王专权愎谏，”他们正想借着拳民的 “血肉换他邀功论赏”的险恶用心。但作品同时又以大量篇幅，把拳民描绘成是到处奸淫掳掠的匪徒，完全抹杀了他们英勇反帝的斗争精神。甚至还认为“如今民穷财尽，满目饥荒，又叫这乱民做了害马”。把八国联军侵华惨祸归罪于拳民。这是全书最明显的局限。
此外，作品虽同情妓女的不幸命运，但并不反对嫖妓纳妾。黄无人“醒游地狱”作社会调查，从结识花佛云始，到用五百元赎花出火坑止。借健斋夫人之口，称“贤侄纳个小星，并不是越礼的事”,继而又将拂云收为“义女”,如此一番挪腾开脱，就冠冕堂皇地纳花为妾，完成了一段“才子佳人”式的姻缘。在描写无人与黛云对话，以及两个少女在被窝里的言谈动作时，笔调低下，流露出作者仍不脱封建文人变态的低级情趣。
艺术上，作者继承了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擅长叙事的优良传统，讲故事娓娓动听。缺点是疏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议论多，细节描写少。贯串全书的黄无人、杨绶士，除了发感叹、淌眼泪，性格、形象均无特色。倒是兰山县奶奶，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把她的风骚、骄悍、狠毒，刻划得淋漓尽致。写她与藩台、知府勾搭，只用 “父女情分，有什么避忌”,知府又夸她“柔肌媚骨”,片语只言，就言隐意显地点出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写她诓骗姨太太，两面三刀。当面对县太爷说，让姨太太住在外面，“给人家看得算什么样儿，只道我不贤慧”,我“只要看看人是入调的，巴不得招个帮手哩！”见到了姨太太，满面堆笑，连连夸赞“好个伶俐的姑娘，你被老爷枉屈了。”又表白自己“我又不是不讲情理的人。”姨太太千恩万谢磕头，她又赶紧去搀扶，一副亲热和睦样子。但县太爷一走，立刻声威大作，逼得姨太太上吊。作者把她的神态和心理变化，写得活灵活现，形象逼真。作者还善用白描手法，写留学生落魄流浪，“藏着条小辫子，披一件半爿两片的外国大衣，在街上逛来逛去”。一个“藏”字，一句“半爿两片”,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不得意的神貌勾勒得何等传神！ 形容贪官之贪，仅用 “伸后手”三个字； 表现人觊觎他人财产，是“热辣辣看得眼睛里出火”; 把逼着年轻姑娘去守活寡，说成是 “生辣辣的捉将圈套里去”,这些“热”、“生”字眼的选用，比起诗句中的“炼字”毫不逊色，写出了事物特征的属性。给贪官取名 “天高先生”,“只因他做官所到的地方，地皮要给他刮去一层；地皮低了，自然天要高了。”幽默之中，透出尖刻辛辣，可谓神形毕肖。作者擅长写文言小说，运用白话，尚有欠纯熟，语言生涩之处，比比皆是，这在本文引文中也多有反映，就不一一引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