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攘外”政策的变化

自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国民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并在随后定为基本国策后，虽然遭到国内许多人士的抨击和反对，但蒋始终坚持不改。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矛盾下降，蒋在“剿共”战争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迫使红军处于西北一隅。形势上的这种变化，使国民党对日态度开始趋向强硬；共产党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国共两党代表在秘密接触谈判，“安内攘外”政策有所松动，但并未放弃，内战也没有停止。
此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受新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呼声日益高涨。章乃器说：“在四年前提出‘安内攘外’问题的时候，我是极端主张非攘外无以安内的，然而结果，当局是走上‘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路线！几年来，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勇敢有为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的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的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强调：“非立刻停止自杀的内战，决不足以言抗敌。”^[1]《永生》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目前，内外形势异常严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灭亡与抗敌求存的两条路。不抵抗外敌而互相火拼是灭亡的路，全国一致动员对敌才是生存的路。要实现全国一致动员抗敌，决定的因素在于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即必须彻底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客观事实的教训明显的陈列在眼前——再不‘攘外’,只有灭亡，不‘攘外’而只‘安内’,‘内’是无法可‘安’的；不‘攘外’而只‘安内’,只有继续内战，扩大内战，加速灭亡。反之，只有全国一致共同抗敌，则‘内’不待‘安’而自‘安’。在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最高目的之下，内部一切矛盾都可以调和，都可以消灭。”^[2]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其宣言和其他文件中一再声明，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求各实力派主要是国民党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的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它同政府之间，只是一个政策之争，即是反对“先安内，后攘外”,主张“先攘外”,而后“安内”,认为只有如此，内也才可以安，不然只对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利。　
民间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孙科、李宗仁等，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也积极主张反抗日本的侵略。冯玉祥在日记中说：“国家到了今天，若不抵抗日本，则一定亡国；欲不为亡国奴，则只有抵抗。”^[3]李烈钧救国心切，经常和冯玉祥就抗日救国事交换意见，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协和先生一跳三尺高，好几次为国事热诚，真奇男子也，可敬可钦。”“协和先生关心国事甚切，极为敬佩。”“同协和先生谈甚久，为国事也。”^[4]李宗仁提出：“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5]就连蒋介石的嫡系在内要求抗日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复兴社领导骨干之一的曾扩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对民众代表说：“不抗日，政府就不能存在。”^[6]南京国民党人主办的《北方》刊物，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因此舆论称这“是全国抗日力量的发展和南京统治危机的一个反证”,表现出“统治阶级内部之抗日与亲日的公开分裂”^[7]。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影响。
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当然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上章已有详述。下面不妨再引述一段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弗拉塞(Mr.Fraser)的私电：“这事情(按：指西安事变)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渴望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8]他后来回忆说：他和蒋介石政策上不一致，存在“政见之争”。“蒋总统主要是要‘安内攘外’,我的主张是‘攘外安内’。……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政见之争，宛若仇雠”^[9]。当他几次向蒋介石诤谏，要求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内战，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他忍无可忍，被“逼上梁山”,便义无反顾，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走上了兵谏的道路。
西安事变无疑对蒋介石也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而将被人民的抗日救国浪潮所吞没，因而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10]保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11]。这样，蒋介石实行了五年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12],终于走到了尽头，宣告停止，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国内统一战线的局面初步形成。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