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璧

又名《无声戏》,作者李渔。成书于清顺治十年前后。初刻于顺治十一年至十四年间。原刻分前后二集。伪斋主人序本为 《无声戏》一集，收拟话本小说十二篇。睡乡祭酒序本，书名 《无声戏合集》,十二回，选录一集七篇，二集五篇，现残存两回。大连图书馆藏《连城璧全集》抄本，“全集” 十二回，“外编” 六卷。

《连城璧》是一本拟话本小说集。共收短篇小说十八篇 ( “全集”十二篇，“外编”六篇)。作者以劝惩教化和愉悦耳目为创作目的，多写人们耳目之内的日常生活小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所写的都是社会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戏子、渔翁、星家、皂隶、乞丐、书生、村郎、商人、梅香、妓女、奴仆、节妇、待诏、赌徒，等等。且又侧重描写这些下层百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主仆关系，朋友关系，妻妾关系，母子关系，祖孙关系，叔侄关系，主婢关系。凡此种种，一方面塑造了形形色的小人物形象，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人物的交往、活动、矛盾斗争，反映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这些人际关系描写，往往切中时弊，劝惩说教，表现了“维持世道之心” 的苦心孤诣。
从作者对小说人物、事件的态度来看，可分为歌颂赞扬和批判揭露两个方面。有时同一作品中，两者兼而有之。李渔的是非标准，是封建伦理道德以及江湖社会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今天看来，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批判地吸收。其中有一些小说批判锋芒直指虚伪吃人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封建吏治的残暴黑暗，鞭挞了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有其进步意义； 而小说中洋溢出来的对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更是难能可贵。《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中有个极其清正，素有“一钱太守”之名的成都知府，“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他再不批属县，一概亲提，审明白了，也不申上司。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无辜书生蒋瑜被诬告奸情，吃不消夹棍之苦，只好屈打成招。作者满腔义愤地说：“你道夹棍是件甚么东西，可以受两次的，熬得头一次不招，也就是个铁汉子了。临到第二番，莫说笞杖徒流的活罪宁可认了，不来换这个苦吃，就是砍头、刖足、凌迟、碎剐的极刑，也只得权且认了。”作者旨在说明，靠刑讯逼供的清官其实比贪官更坏，是名符其实的酷吏。贪官之恶，家喻户晓，而清官之坏则鲜为人知。李渔对于酷吏的严威酷刑深恶痛绝，感慨良多。作品中写道：“为民上的要晓得，犯人口里的话，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情；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从古来这两块无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他一番，损一番阴德。”字里行间饱含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在《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 中，不忍杖责犯人的恤刑皂隶蒋成倒霉落魄，不但赔钱，又且赔棒。作者用调侃的口吻说：“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篙。衙门里钱这等好趁？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分明是说衙门里的人都是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的。含蓄诙谐的语言里露出锐利的战斗锋芒。《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身居下流的叫化子“穷不怕”侠骨义肠，乐于施舍； 有钱有势的乡宦却谋财骗人； 急功好利的知县草菅人命。作者借“穷不怕”之口说道：“如今世上哪个财主肯替人出银子，贵人肯替人讲公道的？若要出银子，讲公道，除非是贫穷下贱之人里面，或者还有几个。” 小说让 “穷不怕”扬名海内，福寿终老，则是形象地说明 “谁教此辈也成名，只为衣冠人物少”,表现了卑贱者仁义，高贵者邪恶的严肃主题。
如果说上述篇章是掷向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投枪，那么，《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 则是一曲热情讴歌男女青年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颂歌。少年书生谭楚玉为追求戏子刘藐姑而入班学戏，两人利用演戏的机会谈情说爱，但是贪婪的家长、好色的财主成了扼杀他们爱情生命的刽子手。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他俩双双投水殉情，以生命与之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尽管作品最后以二人遇救成婚，中第为官结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封建意义，但是小说所展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是积极的。《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通过两个平民经商过程中的矛盾纠葛，赞扬了轻财好义的友朋之道，宣扬“只要肯做好事”,就能发财致富的观点，对相貌优劣说表示了大胆的质疑。《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赞扬言行一致，存孤守节的梅香，《吃新醋正室蒙冤，续旧欢家堂和事》劝妻妾和睦相处，安守本分。《重义奔丧奴仆好，贪财殒命子孙愚》批判贪财好利的子孙，赞颂轻财重孝的奴仆。《落祸坑智完节操，借仇口巧播声名》讴歌在动乱年代，巧妙地克敌制胜，保全自己的民女；《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说明持家之道；《待诏喜风流攒钱赎妓，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暴露了妓院坑骗钱财的罪恶，劝人戒嫖；《受人欺无心落局，连鬼骗有故倾家》则戒人赌博；《仗佛力求男得女，格天心变女成男》劝富厚之家要乐于施舍。虽然这些篇章都明显表现了作者时代、阶级的局限，及其为封建政教而劝善惩恶的用心，但或多或少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一概予以否定的态度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小说中较多的篇什赞颂了下层人民的智慧勤劳，轻财重义，恪守伦理道德，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
如果说李渔《连城璧》 小说的思想内容是瑕瑜互现的话，那么其艺术成就是值得称道的。他自称 “若诗歌词曲及稗官野史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少宰书》)。确实，李渔的小说令人振聋发聩。他的朋友李一贞评云： “焚香啜茗，拂几静阅 《无声戏》,大则惊雷走电，细亦绘月描风，总人间世未抽之秘，不啻骇目荡心已也。昔人云，施耐庵《水浒》成，子嗣三世皆喑。仆甚为足下危之。虽然，旁引曲喻，提醒痴顽，有裨风教不浅，岂破空捣虚辈可同日语也。国门纸贵，信然信然！” (《尺牍初征》卷一) 诚然，这里不乏溢美之辞，但基本还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现实性。李渔认为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连城璧》均取材于有明一代。有几篇甚至直接写作者生活的崇祯年间的故事。《落祸坑智完节操，借仇口巧播声名》叙明季动乱年代，聪慧异常的民妇耿二娘七出奇计，巧妙地与流贼周旋，既保住贞洁又置敌于死地的故事，赞扬了劳动妇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表面看来是写患难夫妻破镜重圆的喜剧，实质寓藏着千家万户妻离子散的辛酸遭遇，揭露了乱军残杀生灵，奸淫妇女，抢掠财产的罪行，寄托了作者对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深切同情。虽然李渔把这些罪名强加在“流贼”头上，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
李渔主张写人情物理，反对写鬼怪荒唐。“凡说人情物理，千古相传； 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 ( 《闲情偶寄》)。针对当时“牛鬼蛇神之剧充塞宇内”的恶劣倾向，他提出了表现人情物理即反映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奇情奇事的主张。他的小说一般不涉及重大题材，都是写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各类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诸如男女相爱、妻妾争风、商人历险、寡妇再嫁、朋侪戏谑、梅香育孤、义仆奔丧、主妇持家、待诏嫖妓、败子赌博、财主求子、巧女克敌，等等，这些极其普通平常的事情，在他的笔下都情趣盎然，绰约多姿。这些大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采用写实手法，没有夸张，所以显得真实可信。李渔小说中偶尔也出现鬼神，《贞女守贞来异谤，朋侪相谑致奇冤》 中，广东定安县知县包继元就是用城隍文书来释马既闲之疑，明断冤狱的。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谈到后来就豁然开朗，这完全是包知县抓住人物酷信鬼神的心理特征，串通道官做的手脚。杜浚在该回回末评中写道：“《无声戏》之妙，妙在回回都是说人，再不肯说神说鬼。更妙在忽而说神忽而说鬼。看到后来，依旧说的是人，并不曾说神说鬼。幻而能真，无而能有，真从来仅见之书也。”这一评语确切地指明了李渔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也阐述了李渔重视在现实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文艺观。
李渔在《连城璧》中不时出现自己的形象。《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乞丐 “穷不怕”侠骨义肠，扶危济困，实际上是李渔的自画像。丁澎《笠翁诗集序》云：李渔“为任侠，意气倾其座人。”李渔在传奇《意中缘》尾声中写道：“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翰与天攻”,小说与《意中缘》均作于顺治十年后的几年间，可见这个“穷不怕”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在小说戏曲中寄托自我形象是李渔创作现实性的重要特色。《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的莫渔翁孔也是李笠翁的代言人，弃官归隐后的谭楚玉身上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传奇性。李渔作为一个博学洽闻的戏曲理论家，认为小说是“无声戏”,因而命名自己的小说集为“无声戏”。他往往用戏剧理论去规范小说创作，这主要因为同样是通俗文学的戏曲和小说，确有不少相通之处。尚奇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李渔认为小说戏曲都是创新的艺术，“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 ( 《闲情偶寄·词曲部》)。他说： “即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窥词管见》)。因此，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吸取养料，发前人之所未发，题材新颖别致，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别具一格，富有传奇色彩。
《连城璧》小说的选材都不落俗套，虽不荒诞怪异，但也稀见罕闻。《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写男女爱情，却别具手眼。落魄书生谭楚玉为了追求戏班女旦刘藐姑，竟弃文从戏。男女双方利用舞台这个场地和演戏的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谈情说爱，假戏真做。面对封建家长和金钱权势的重重阻力，他们海誓山盟，双双以死殉情。这在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的乞儿“穷不怕”仗义疏财，拯救弱小，敢于碰硬，反为衣冠人物所不及，“这是从来叫化之中，第一个异人，第一件奇事。”《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中商人秦世良，三次出门经商，三次遭到意外，最终能发迹变泰，奇祸变成奇福，是因为“遇着的拐子，又是个孝顺拐子；撞着的强盗，又是个忠厚强盗，个个都肯还起冷帐来”!李渔还善于化神秘为平常，把一些看似神乎奇神的事情，用深入浅出的道理形象地表达出来，令人茅塞顿开。《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中，写一个有千金家私的人因好赌，输得精穷，只剩十两银子，还要孤注一掷。看到 “赌钱不输方，价银十两”,喜出望外，买来一看，只有四个大字“只是拈头”。起初以为受骗上当，原来仔细想一想，“话虽平常，却是个主理。”从此以后，遇见人赌，就去拈头。后来手头有了积蓄，要自己下场，想到 “仙方”上的话，又熬住了。拈了三年头，熬了三年赌，家资挣起一半，才晓得那道人卖的不是仙方，而是卖的道理。这些道理人人晓得，人人不肯行。小说写得入情入理，读者无不心服口服。为了揭露官场黑暗，《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记叙了老实忠厚，安分守己的穷皂隶由穷到达的过程，包含着劝人为善的内在主题。皂隶蒋成由于不肯滥用酷刑，当了一年差，没有赚得半个钱，屈棒倒挨了上千。他去求老星家算命，为了哄他出门，老星家替他戏改八字，与他的上司刑厅的八字相同。此后果然时来运转，“刑厅叫他贴堂服事，时刻不离，有好票就卖他，有疑事就问他，竟做了腹心耳目。蒋成也不敢欺公作弊，地方的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倒扶持刑厅做了一任好官。”后来蒋成积了数千金，娶妻生子，还做了官。这个故事似乎荒唐透顶，其实反映了作者无力回天的劝惩思想。小说末尾作了说明：“只为他在衙门做了许多好事，感动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凑看这般机缘，这就是《孟子》上 ‘修身所以立命’ 的道理。究竟这个八字，不是人改，还是天改的。又有一说，若不是蒋成自己做好事，怎能够感动天心，就说这个八字，不是天改，竟是人改的也可。”由此我们可从窥见李渔选材构思的奇特。
《连城璧》中的小说一般都具有曲折变幻的情节。《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叙写商人经商的奇遇。内容有宣扬宿命论的成分，并不全足取，但情节安排却波澜跌宕，摇曳多姿。南海县贫民秦世良因相貌好，得到精通相术的富翁杨百万的资助。第一次借银五百两，买绸缎飘海做生意，被海上强人劫去。第二次又借得五百两银子，带了三百两往湖广贩米，被一个同行老汉窃去。第三次携剩下的二百两外出，被面貌相同的同乡秦世芳冒认而去。从此他自认晦气，在家处馆度日。写到此处，山穷水尽，然而，作者笔下有神，峰回路转，起死回生。起初是秦世芳一本千利，发现自己讹了秦世良的血本，于是还本让利，与之对半均分。其次，新任知县补偿老仆人窃取的银两。复次，海上强盗做了朝鲜驸马，十倍发还所劫的秦世良的本钱。于是他果然成了百万富翁，应了杨百万之言。小说的情节既大起大落，又细针密线，前后照应，一丝不乱。《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写费隐公制服妒妇的故事，内容低级无聊，但情节上几起几伏，波澜跌宕。《连城璧》中的小说大抵篇篇如此，这非常符合中下层读者的审美情趣，因此，也是李渔小说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
喜剧性。李渔作为杰出的戏曲美学奠基人，是编织喜剧的能手。不仅他的《十种曲》十分之八九是喜剧，而且他的小说也富有喜剧色彩。鲁迅说过，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李渔的小说常常在幽默诙谐的形式下面蕴含着严肃深刻的社会内容，把愉悦性和教育性有机统一起来。
运用喜剧的讽刺力量来针砭时弊，批评坏人坏事，富有战斗力。《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刘藐姑演明传奇《荆钗记》,用图谋不轨的富豪孙汝权影射企图霸占自己的富翁，那富翁明知是教训自己，又不好发怒，只说骂得有理，这就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借赵玉吾自搬石头自打脚，赔了夫人又折兵，出乖露丑，而调侃“喜读人闺阃之事”者，痛快淋漓。《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借梅香碧莲的言行一致，守节存孤反衬妻妾的口是心非，弃家改嫁，鞭挞了言好行卑者的丑恶灵魂。李渔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见怒于恶少，以前所撰拙剧，其间刻画花面情形，酷肖此辈，后来尽遭惨戮，故生狐兔之悲。”这从反面说明了他喜剧作品的社会作用。
李渔的小说善于制造喜剧氛围，把十分庄重严肃的主题在不协调的环境气氛中表现出来。读他的小说如同观看喜剧，轻松愉快，妙趣横生，笑不绝口。有些作品粗读一遍似乎感到滑稽可笑，甚至觉得作者玩世不恭，流于油滑。细细体味，方能悟出真谛，洞察作者的苦心。《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侠士偏偏出在乞丐之中，有情有义的女子是下贱的妓女。“穷不怕”仗义疏财反衬出满县财主的贪鄙吝啬。后来，“穷不怕”蒙冤被捕，在皇帝干预之下才得昭雪。妓女做了贵妃，乞丐成了国戚。似乎滑稽可笑，荒诞不经，喜剧味道十分浓郁。
李渔还善于组织喜剧冲突，借助于巧合、误会等手法，激化矛盾，制造波澜，把故事推向绝境，然后再妙手回春，达到大团圆结局。《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就是喜剧意味十分浓烈而又妙趣横溢的篇章。缎铺商人赵玉吾刻薄鄙吝，又极喜谈人闺阃之事。偏偏他儿子相貌不济，生性呆痴，却又聘了个聪明标致媳妇，不幸的婚姻，男女才貌巨大的反差奠定了喜剧的基调。赵玉吾怕夜长梦多，先把媳妇何氏娶过门来，待长大成亲。巧恰住在穷书生蒋瑜隔壁，书生天天夤夜读书，赵玉吾又怕媳妇怜才起意，为之搬房； 而蒋瑜又为避嫌而乔迁，结果仍弄到一处，这完全是巧合，但又事有可疑。那知赵玉吾送给媳妇的汉玉扇坠竟到了蒋瑜房中，偏偏穷书生又吊在扇上，待价而沽。众人认出是赵家之物，因恼赵玉吾平日轻薄，就把这玉坠作为凭据奚落他。前后夹攻的结果，逼得赵玉吾身不由己地诉讼到官。凑巧知府极恼伤风败俗之事，凡奸情告到他手中，原告没有一个不赢。于是蒋瑜屈打成招，何氏被遣归，赵玉吾为报复起见，即娶蒋瑜原聘之女为媳。如果小说就此刹尾，就成为喜剧色调的悲剧。作者又设计了一连串喜剧情节： 知府长媳寡居，一只绣鞋跑进知府书房，夫人怀疑知府扒灰，辱骂媳妇，屈死人命。知府有口难开，胡须被挦去一半，见不得人。这些喜剧情节分明是对其不查实据，刑讯逼供的无情嘲弄； 也是知府反躬罪己，注重调查的转变契机。这才导致后来深入调查，否定奸情，重理此案，责罚原告以及蒋何联姻的结局。细细品味，小说中包含了多少误会，多少巧合，误会引出巧合，巧合造成误会。巧合中有巧合，误会中有误会。由巧合开场，又由巧合结尾，实在令人拍案惊奇。由此可见李渔结构喜剧的才能。
运用戏曲述语和喜剧性语言写小说，也加强了喜剧色彩，深化了讽刺批判力量，《连城璧》中常常称小说人物为“生”、“旦”、“净”、“丑”“花面”,趣味陡增。作品讽刺不事调查研究的清官：“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调侃怕老婆的懦夫发怒打老婆：“不想那根门栓，又是雌木头做的，不听男子指挥，反替妇人效力。擎起的时节，十分轻便，就象一根灯草，乃至擎到半空，他就作怪起来，不肯向前，只想退居，就是几百斤的铁杵，也没有这般重坠。”皮里阳秋，明褒暗贬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因此看李渔的小说有一种莫名的轻松谐趣之感。
通俗性。李渔认为： “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他把“通俗”作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连城璧》是他这一文艺观的生动体现。他不仅努力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日常生活，而且形成了独特的通俗风格。其一，他常用浅显的语言概括深刻的道理，比喻熨贴精当。《重义奔丧奴仆好，贪财殒命子孙愚》中云：“银子就是儿子了，天下的儿子，哪里还有孝顺似他的，”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时父子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有这一样一段话：“妇人家的眼泪，又比男子不同，时时刻刻放在眼里伺候，要用就流下来，不用就收上去，随你什么男子再哭不过妇人”。如果撇开内容的正确与否不论，就其描写的形象性而言，不能不说是十分精彩的。
其次，他善于提炼各种人物的口语，变成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汲取人物的口头语言来刻画人物，三教九流在他笔下声口毕肖。《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伪装“乞儿”骗酒的唐伯虎说：“不瞒老爷说，乞儿的才，虽然不如李太白，平日做诗的毛病，却与他一般，先有了斗酒，然后才有诗百篇，若还要我干做，其实是做不出的。”唐伯虎赋诗饮酒扬长而去，显宦了解到他的真实身分，埋怨宾客云：“我原要礼貌他，都是兄们不肯，阻塞贤路，使他做了玩世不恭的畸人，使我做了贤愚不辨的俗吏。这桩奇事，将来必传，万一有人做起戏来，我面上这两笔水粉，是兄们见惠的了。”“乞儿” 出口不凡，通晓“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诗章，还能由 “诗”谐音为“湿”,然后拈连出 “干做”,谙熟修辞手法，暗寓讨酒的目的，完全是一个大才子的谈吐。显宦后悔莫及，害怕唐伯虎记下此事，编成戏文，要派他做花脸。埋怨陪宾，说得含蓄委婉，柔中见刺，出语不俗，分明是儒雅之流。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则通过对话表露无遗。
复次，李渔擅长运用俗语、民谚、格言、古语，为小说增色生辉，加强了通俗性。他的每篇小说都有这些充满生活、时代气息的语汇。如：“官久自富”、“酒食朋友，柴米夫妻”、“皇帝也有草鞋亲”、“福在丑人边”、“拿我碗，服我管”、“得志则为良相，不得志则为良医”、“卢医不自医”、“不痴不聋，难做家翁”、“朋友妻，不可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等等，浅显易懂，生动形象。有的富有哲理，积极健康； 有的则是因果迷信之说，带有阶级、历史的偏见，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