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辽海丹忠录 |
释义 | 辽海丹忠录《辽海丹忠录》是清代明令禁毁的小说中极出色的一种。它之遭厄,不是由于 “诲盗”、“诲淫”,而是由于 “违碍”。 “违碍”一词,乃清代统治集团之独创。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乙酉的 “上谕”说,“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书籍,实力查缴,解京销毁。现据各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凡写“明季国初之事”,且有“关涉本朝字句”,能唤起广大汉族人民之民族意识和情绪者,皆视为洪水猛兽,查禁销毁,不遗余力。 《辽海丹忠录》于每卷目录后皆注明纪事之起讫年份,全书起万历四十七年,终崇祯三年春,所写正是“明季国初之事。”书中不仅“奴酋”、“建酋”、“鞑虏”、“狡虏”、“逆虏”之类有刺激性的 “关涉本朝字句”触处皆是,而且还直斥奴儿哈赤为 “鸷鸟”、“豺狼”,说他是“奸狡强横”、“诈为恭顺”。奴儿哈赤死,又有诗曰: 痛毒三韩十许年,骨齐长白血平川。 书中强烈地控诉了后金的侵扰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第五回写破开原,“将城中资蓄尽行掳掠,妇女恣意奸淫”,第九回写攻克辽沈,“纵部下奸淫杀掠,惨毒异常”,十一回写攻破镇江,“把城中不分老少,杀个罄尽,城中房屋,尽行烧毁”,十七回更道:“奴酋背天朝卵翼大恩,屠城破邑,斩将覆军,孤人之儿,寡人之妻,穷凶极恶,天人共愤,凡是有人心的,谁不想食其肉,寝其皮。”真乃字字血,声声泪。 《辽海丹忠录》写的是辽东之役中以毛文龙为中心的一群丹心报国的忠臣饮恨九泉之事迹。毛文龙本为书生,博习百家,年三十,困于场屋,便抛弃书卷,习骑射,有志边防,入辽东,因功任叆阳守备,是个没依没傍,“劈空跳出一个身来”的草泽英雄。他胸怀倜傥,挥金如土,以此一至辽东,凡是知名文士,雄略武臣,无不与之交游。又时常备了粮糗,遍游河东西地方,山川形胜,无不历览。经略熊廷弼识毛文龙为豪杰,曾问可料得奴酋入犯之地,毛答以 “奴酋入犯,人必要水,马必要草,零星入掠,可不择地; 其大举必从多水草之地进发”,大为熊所赏识,乃疏奏毛文龙为“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弁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量、有作为者”,予以擢拔。这是毛文龙登上辽东军事舞台,“乘时且展爪牙威”的开端。 为了反映明季辽东的险恶形势,也为了给毛文龙所导演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进行铺垫,《丹忠录》以沉郁的笔触先写了张承胤、杨镐与袁应泰的三次大败和经略熊廷弼的被迫去职。 如果说,张承胤之败在兵不堪战,杨镐之败在主帅无谋,那么,熊廷弼之去、袁应泰之败则在皇帝之用人不专,轻信谤言。毛文龙赤心为国,有方略,多计谋,固可避免张承胤和杨镐之败,却逃脱不了熊廷弼的下场。小说写三将之败,殆有深意存焉。 《丹忠录》关于毛文龙的战绩的描写,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元启元年,沈阳、辽阳相继破亡,附近都已剃头归顺,只剩金、复、海、盖四卫撄城自守,新任巡抚王化贞命毛文龙前往招抚以为奇兵,问毛文龙需多少人马,毛答曰:“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城,文龙部下,自有二百敢死之士,内中也有长于谋略,娴于应对的,用此足矣。”率二百敢死之士驾船入海,先后在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捉拿扰民岛官,救下遭异族蹂躏之岛民。又得秀才王一宁为参谋,袭破镇口,擒获叛将佟养性之弟养真。镇口大捷,朝野振奋,然孤军深入,援军不至,毛文龙只得渡江避入朝鲜地方,奴兵买通义州守将,潜地杀来,毛文龙以十七骑冲出重围,朝鲜国王遂将毛文龙送至皮岛屯扎。这一阶段是毛文龙事业的发轫期,表现出毛文龙果敢机警的性格,文笔亦颇有可观,如第十一回写毛文龙以十七骑突围的情景: 强将手下无弱兵,小说写王镐之杀身殉主,正是为了烘托毛文龙“盖世英雄”的雄姿,所谓“上九天而入地”,于败中写胜,真大手笔也。 第二阶段: 刻意经营皮岛,足食强兵,以图进取。小说第十一回写皮岛的形势道: 《丹忠录》关于皮岛形势的细微准确的描写,可以补史料之不足。毛文龙自得皮岛这一可战可守之地,遂严格训练士卒,加强附近与各岛的联络,使之隐然成一海上重镇。皮岛等本是荒榛败棘、野草寒烟、一派冷落的穷岛,而粮饷转运,又极为困难,毛文龙令兵民屯田开荒,又想出通商之法,取税以济军饷,把皮岛变成一个富庶的世界。通商以生财,乃日后攻文龙者之口实,故小说先借议论以辩解道: “财在天地间,无生财之人不生。若非实心为国,设出这些之法,今日索饷,明日索饷,口顽耳又聋,一言之失,又是要君跋扈,开罪于上;如强要驱这干饥寒军士出去,不唯不济事,于心亦何忍?惟此食足兵强,方可以灭奴酋为分内事了。”将“置身四陷之地,孤绝无援”,而却 “不费一钱一草一粮”的毛文龙的忠义胆略,表白得极为光明正大。继而通过他在通商中对商人的体贴,表现了他的坦诚磊落: “凡到岛的,毛将军念他远涉风涛,为身亦为国,极其体恤。米麦草料军粮,细绢可备旌旗,布尺可备衣甲,都是军需,既已验收,即便给批着赴登莱关领对支,仍如犒赏。凡是交易的,都为他平价,不许军民用强货买,又禁岛民诓骗拖赖,那些客商那一个不愿来的?” 第三阶段,毛文龙因皮岛经营完善,足食强兵,欲凭借恢复全辽,遂命守备陈忠领精兵一千,自旋城登岸,获樱桃涡、汤站大捷; 闻奴酋欲乘冻渡三岔河犯关,毛文龙派兵挠之,且自驾船七十二只,因大风,损失惨重,毛文龙船漏几危,得免; 叛将刘爱塔思得归国,毛文龙派张盘前往接应,五百人乘夜夺取金州城; 佟养性欲打山海关,毛文龙八路兴师,赤鸡连捷,军声大振。小说在描写毛文龙恢复全辽的雄心壮志与牵制奴兵的功绩的同时,针对关于其杀民冒功的诬蔑,特意写了毛文龙命陈忠规取镇口前的一番叮嘱: 毛文龙的体恤民命,真是洞见肺腑。 小说还通过对朝鲜的政变的处置,表现了毛文龙一心为国的忠心和审时度形的权变。其时朝鲜李综弑国王李晖自立为王。毛文龙知其篡夺,然思皮岛依朝鲜为辅车,又恐为奴酋所乘,随为之具捣,请朝廷册立李综为王。朝鲜感其请封之恩,再无二心。书中议论道:“若使毛帅是个贪夫,借此恐吓,有所需求,是个戆夫,欲要树功,出师吊伐,必至失朝廷字小之体,生属国鞅望之心,或引奴寇东江,或坐视观成败,不惟失了齿唇,还恐为患腹心,能捣奴么?” 第四阶段,奴尔哈赤见毛文龙势大,致书招降,于是进行了一连串招降与反招降的斗争。奴尔哈赤与李永芳致书毛文龙,揭露明统治集体的腐朽,许多地方是颇能感人的,如奴尔哈赤书中曰:“良禽择木而栖,贤民择主而事,今将军总然竭力办事,君臣昏迷,反受祸患,那有好处?”李永芳书曰: “将军天挺人豪,持一剑孤撑于东海,其为国至矣,然而茫茫烟海,远隔宸京,当事类多以赘疣置将军,不呼,而军士之枵腹堪怜;疾呼,而当事遂铭心以成恨,思焉,不肯以文墨宽,……仰鼻息于文臣,寄浮生于海若,饷军之资不足供苞苴,谤书之投多于飞羽,恐如弹之岛,亦非将军所得有也。”毛文龙大怒,曰: “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奴恢复河东西,更不知一身之利害也!”将书固封,并来使解京,以释主疑。及哈赤身死,中外欲议讲和,奴子大王子与六王子乘机与朝鲜义州节度使相结,扮丽人攻下铁山关,又向云从岛袭来,毛文龙与战,身中三箭,犹不敢懈怠,降夷乘机举事,文龙不知: 充分显示了毛文龙机警的性格。奴酋知岛中困穷,又派可可孤山与马秀才劝降,许待以不臣之礼,尊以王爵,且举南四卫尽与之屯田放牧。毛文龙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可可孤山的劝诱,道:“若云以南卫与我,何不并辽阳而还之朝廷,退守建州,以免生灵涂炭,我自亦休息士卒,不与你为仇。如其执迷,今日正相仇之始,岂有连和之理!”马秀才更摇唇鼓舌,以中国士大夫短于任事,长于论人,及勇于为国之熊经略之下场耸动之,毛文龙以 “人臣为国,无有二心,便至断头刎颈,也不变” 加以回绝。 毛文龙一方面拒绝了敌人的诱降,一方面又对敌人施以离间之计,其时叛将李永芳刘爱塔与佟养性结仇,李、刘欲反正,暗与毛文龙通音问,毛遂使离间诸王子:说大王子、六王子与中国通款,除四王子。此事本大有可成之机,不想李永芳忽然病死,事遂沮。毛文龙虽欲款虏,但他之款,乃于敌施离间之计,以规复辽东,与因畏敌而产生的幻想是完全不同的。 第五阶段,毛文龙与袁崇焕的矛盾冲突与被杀。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小说的作者站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立场上,对袁崇焕并无偏见,第二十八回写宁远大捷,就肯定了袁崇焕“是个有胆力的人”。又写当报敌兵将到,人皆慌张时,袁崇焕大言道:“朝廷养士数年,有警正立功报主之时,岂得望风先逃?崇焕出城一步,诸君斩我;诸君出城一步,我斩诸君;务必与城同存亡!”百姓闻敌兵来,也汹汹要逃,袁崇焕又道: “你们要逃入关,鞑子马快,必遭追杀;若入各村堡,各村堡的城并没个坚似宁远的。何不助我守城? 我袁崇焕在此,断不使奴酋破城!”由于主帅慷慨赴难,又指挥得宜,遂获宁远大捷。评曰: “宁远能坚守于坚城累破之余,可云从来城守第一。” 袁崇焕与毛文龙的矛盾,似起于禁海。袁崇焕以防奸细为由,不许商贾私自下海,且要东江之粮米俱由关门起运,这无异于断绝了东江的生路:“商贾不通,还靠得个登莱发运及时,粮饷不足,还靠得一个客商可以那借。今粮又改了运道,商又不通,岂不坐毙!”实际上是“驱辽民辽兵怯弱的饥寒穷困填于沟壑,驱辽民辽兵强悍的逃亡背叛入于奴酋”。毛文龙本着 “若我今日不为料理,必致军民穷馁而死,是误了生民;若民情不堪,或有变故,毕竟还误在国事”的心情,只得移文督师,备言自登莱发运及通商之利,而自关门发“道里迂远,必至劳民伤财,耽延时日。”于是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致袁崇焕以“冒功冒饷,跋扈不臣”之罪擅杀文龙。事实证明,袁崇焕是错误的,据 《崇祯长编》 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乙卯载袁崇焕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战争是现实的东西,它迫使袁崇焕不得不承认: 由登莱至各岛,“一水之地”,比由关口 “骡驼车运”,费多少周折,而仍免不了水运,要便捷得多! 可见,袁崇焕之除毛文龙,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时论或有谓袁曾大言五年复辽,因不奏效,故改欲款之,惧文龙相阻,遂力除之。此议 《丹忠录》并未首肯,唯有铁崖热肠人的回评中偶论及之。《丹忠录》指出,关键的原因在于妒忌。毛文龙在奏疏中曾对比宁远与东江在军事形势上的重要性道: 这对于“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个足守此”,以保守山海关为战略目标的袁崇焕,无意中是一种贬低乃至否定,袁崇焕要 “守”,而毛文龙要 “挠”,要“战”,要“出奇制胜”,二人的分岐是严重的。及袁崇焕欲议款,毛文龙又疏奏,言“款之不可恃”,且提醒“须于喜峰口一带设防”,眉批:“以海外而虑之,以督师而忘之”,这对于袁崇焕的自尊心更是莫大的刺激。为了个人的睚眦之报,袁崇焕竟置国事于不顾,先是要严海禁,使毛文龙不与中国声息相闻,事事仰哺于己,使岛上之功皆归关上。毛文龙不服,益觉其跋扈不臣,难以驾驭,遂悍然除之,铸成大错,误国而又自误。 小说在结尾部分,写因毛文龙之被杀,使敌无后顾之虑,即分三路入围遵化,危及京师,“海上之血未干,奴酋之兵已到,已是关宁之备是假,东江牵制是真。”袁崇焕终因失机坏事,革职拿禁。其时唯东江之师堪用,孙承宗行文副总兵陈继盛相继进兵,毛部各将莫不欣然,愿完毛帅不了之心,完毛帅未定之局,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一历史公案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毛文龙之死,令作者无限悲痛,正是怀着这种痛 “贺兰山下之侠骨,犹蒙诟詈之声”的不平,《丹忠录》的作者从“铄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 的信念出发,写下了这部杰出的作品。作者站在与现实极为贴近的距离去写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大事,实际上是一部“时事小说”,但是,至今读来,仍觉其富于历史感,根本原因乃在作者是站在大公的立场上,同时又对事实的是非曲直有充分的把握与分析之故。本书多抄录奏疏、圣旨,但一般皆当而不滥。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书中议论虽多,却往往画龙点晴,要言不烦。如第十三回议熊廷弼与王化贞之争道: 就颇中当道意气之争的弊病。又如第三十五回,议毛文龙被诬之情由: 令人信服地切中了因人事相疑而终至误国的症结,从而希望统治集团不要重蹈猜忌忠良,自坏长城的覆辙。这些都是逞一已意气者所难望其项背的。 《丹忠录》虽然以极迅快的速度反映了所处时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又绝非粗制滥造之宣传品,书中不仅饱蘸浓墨塑造了毛文龙独奋孤忠的英雄形象,杜松、刘挺、祁秉忠、刘渠、罗一贯、张旗、张盘等民族英雄的群象,也都光彩照人。小说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如第四回写总兵刘挺与义子刘招孙之勇悍:“向时刘总兵自南昌起兵援辽,歃血之日,取牛三只,在教场上亲斩牛祭旗。手起刀落,牛头已断,而皮稍连。总兵觉有不快之意。招孙跳出,连斩二牛,血不留刀,总兵大悦。” 又如第三十八回写袁崇焕与毛文龙初次相会: 通过“移桌相近”、“附耳细说”等细节,在“欢情浃洽醉颜酡”的气氛中,把袁崇焕的密网潜张、轻弦暗弋和毛文龙的粗豪戆直勾画出来。 《丹忠录》还擅长于场面的描写,如第二十七回写毛文龙于皮岛请内相阅水操: 这种场面,就为他书所未曾道及。小说运用传统的手法以骈语描写战斗场面,也颇凝炼传神,如第十二回: 书中的诗词大多感情充溢,甚见功力。如咏游击张旗之死: 知胆斗疑大,忠心石共坚。 咏参将邹储贤自刎尽节: 苦战野云愁,吞胡志未休。 咏刘挺之阵亡: 百战功名卫霍俦,笑谈时见落矛头。 咏张神武等死难: 使骨委荒阡,身残名自全。 都堪称绝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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