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①，以奇用兵^②，以无事取天下^③。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④，而民弥贫^⑤;民多利器^⑥，国家滋昏；人多伎巧^⑦，奇物滋起^⑧;法令滋彰^⑨，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B10;我好静，而民自正^B11;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B12。”

〔注释〕　①正：矫正。吴澄说：“正，正其不正。” ②奇：出奇、不正常。帛书本“奇”作“畸”。 ③无事：指无为、任其自然的意思。 ④忌讳：不许做、不许说，即禁令。《楚辞·谬谏》：“恐犯忌而干讳。”王逸注：“所畏为忌，所隐为讳。” ⑤弥：越、更加。 ⑥利器：器械。 ⑦伎：与“技”同，指技巧、智巧。 ⑧奇物：邪奇的事物。 ⑨彰：明白、明显。 ⑩自化：自然顺化。 ⑪自正：自然端正。 ⑫自朴：自然淳朴。

〔鉴赏〕　本章老子继续阐发他的“无为而治”思想，认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均无法取天下，只能带来社会动乱，唯有以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才能取天下。

老子在本章的“无为而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以道治国”(王弼语)。为了说明“以道治国”，老子首先讲到社会上流行的“以正治国”。这“以正治国”，按吴澄说来是“正其不正”。“正其不正”说明社会确有“不正”、不好的地方需要“正”之。因为“正其不正”，也就必须以法制禁令“正其不正”。历史上的管仲、商鞅就是如此。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正其不正”之时，所定的“正”与“不正”都具有相对性，此处谓“正”，别处可能谓“不正”，所以当以法制禁令规定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哪些可说、哪些不可说时，这可做不可做、可说不可说就带有相对性，于是在这种禁忌下的民众必定手足无措，难以有所作为的，所以老子将此称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即使“正其不正”的“不正”是绝对要“正”的，这森严的法令能对不法之徒产生威慑震撼的效果；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社会败坏之际，不法之徒并没有因这森严的法令而少下去，反倒越发多起来。且法令还总有不完善处，使不法之徒有机可趁，所以老子感叹：“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同样，即使该“正”那些“不正”之处，但当“正其不正”时，也总有些不该“正”的也被“正”掉，所以老子在下一章强调要“方而不割”。

这社会一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地步，正说明这社会已烂开坏透。所以诸如原本可以便民利民的利器、技巧也会被用歪用邪，使之反而导致国家滋昏，奇物滋起，不利国家治理，故老子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由此看来，这“以正治国”又何以能取(治理)天下？

而“以正治国”之所以不能取天下，按王弼看来是在于未能“崇本息末”，只是“立辟(法)以攻末”(《老子·五十七章注》)。唯有“以道治国”，即以“无为”的态度才能治天下。按老子自己说来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北宋吕惠卿解释说：“圣人无为而民自化则无忌讳之弊，上好静而民自正则无法令盗贼之害，上无事而民自富则无利器之滋昏，上无欲而民自朴则无技巧奇邪之尚矣”(引自魏源《老子本义》)，这就是老子说的：“以无事取天下。”

当然，这种“以道治国”在实际社会中是难以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