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简称《通鉴》。编年体通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北宋司马光等撰。书成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名著。它是集体合作，并由个人负责编集成书的。此书作者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人才。据司马光元丰七年十一月《进通鉴表》中所载：检阅文字是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同修有三人，即刘攽、刘恕和范祖禹。(撰者事迹参见“《迂书》”条)
刘攽，字贡父。生于宋天圣元年(1023年),卒于宋元祐四年(1089年)。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进士，为州县官二十余年，迁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曾奉命校正《后汉书》。在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中，负责汉史长编的编撰工作。
刘恕，字道原。生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卒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皇祐进士，官至秘书丞。是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班子中的重要成员。不仅负责撰写纷繁错乱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与五代十国史事的长编，而且对于全书的体例、史事的考订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范祖禹，字梦得，又字淳甫。生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卒于宋元符元年(1098年)。成都华阳人。宋仁宗嘉祐进士。宋熙宁三年，经司马光奏调，入修书局，专职唐史。书成后，司马光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
在编撰《资治通鉴》前，司马光曾独自撰修了一部编年史书，内容是自战国至秦，共有八卷，名为《通志》。呈进给宋英宗后，于治平三年四月，英宗命他继续编撰，并特命他自选助手，设立修书局于崇文院，并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书阁图书。但当时尚无“通鉴”之名，只称作《历代君臣事迹》。次年十月，宋神宗继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文。熙宁初，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迫离开朝廷，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熙宁三年，改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从此，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修撰《资治通鉴》上。三位同修编出长编后，至于对材料的取舍及有关的议论，都是由司马光自任其劳。此书虽为集体合作，但最终却成于司马光一人之手。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全书修成，总共费时达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史事，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包容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其所依据的材料非常宏富。除了前代的十七部正史以外，凡唐以来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有关史料，都囊括殆尽。据后人统计，《资治通鉴》正文之中，除直接引用十七部正史中的史料外，还征引了至少三百余种史籍中的史料。而这些史籍，现今绝大多数都已失传散亡了，幸赖《资治通鉴》保存了其中重要的史料。从总体上讲，秦汉以前，史料缺乏，于正史未有重大补充；魏晋以下，新增史事渐多，尤以隋唐五代史事非常宏富。而且经司马光严格而审慎地考求和辨证，以至《资治通鉴》中的这部分内容比有关正史更为准确可靠。因此，《通鉴》一书，不仅是史料的宝库，而且在考辨史事真伪时，也多以之为重要的依据。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杰出地位，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学风有关，更直接得益于他所采用的先进的编纂方法。司马光制定的编撰过程是：先让助手按照年月日，把史事编成“丛目”,然后再编成“长编”。编撰《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种方法可视为竭泽而渔式的搜求史料。如范祖禹负责编写《唐纪长编》,相传总共达六百卷之多，由此可略知当时史料搜求之完备、工作量之巨大。最后在《长编》的基础上，由司马光一人删定成书。他在删削《长编》的过程中，不仅从浩如烟海的史事记载中择定正文，对记载不同的史事进行考证和辨别，而且进行文字加工，最终使一千三百余年的编年史，有如一气呵成，使全书体例一贯，文字也大体一律。
《资治通鉴》是以编年为体，年经事纬，时间概念极为清楚。同时，此书虽属编年体，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一些优点。如每遇有重大历史事件时，必交代其前因后果，使同一史事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从而避免了前代编年体史书材料零散和不相联接的弊病。全书共有二百九十四卷，按王朝正统的顺序，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在十六大部分中，没有《蜀纪》、《吴纪》、《后魏纪》、《北齐纪》、《北周纪》和《十国纪》等名目。因此，在纪年上颇为不便。如三国鼎立，魏、蜀、吴各自为国且各有年号。《通鉴》记吴、蜀国事不分注吴、蜀各自的年号，而只用曹魏年号。又如南北朝时期，以南朝为正统，记北朝史事而纪年仍依南朝，以至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前的史事都记在陈的年号之下，既不符合事实，又易使读者茫然不辨。此外，如两朝交替，或改元时，凡一年有二至三个年号的，《通鉴》总是用最后的一个年号。因此，这一体例，使我们从《资治通鉴》中无法看出上一年号止于何时，对研究历史，则是增加了困难。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带有他的浓厚的政治目的。司马光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王安石等人的变法措施。王安石执政变法，他自请出京，退居洛阳，发愤著书。政治上的失意，更刺激了他从古史的研究与探讨中得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此书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有关国家兴衰，以及与人民休戚相关的历史，记载尤为详尽。为了达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著作目的，在大量记载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以及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行中，一方面宣扬封建道德、表彰忠孝，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大胆、更全面地揭露封建统治的阴暗面。书中对于政治十分腐败，甚至伤天害理、残酷奴役人民的丑恶事迹，也不厌其详地作为反面材料而如实记述。所以，此书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安邦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资治通鉴》中，军事材料占有很大的篇幅。此书中记载了历代大小战争，其中包括内战、外战、民族间的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无论战争的大小，司马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战争的全过程，即制定军事计划时的争论，战争的具体过程，以及对战争成败的分析。因此，《资治通鉴》为研究我国古代战争史例，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资治通鉴》对于经济史材料，也较为重视。尤其是对于历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措施，以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史实，大体完备无缺。
《资治通鉴》有史论一百八十六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臣光曰”三字发端的。这是他自己的议论，共有一百零二篇；另一类是历来史家原有的论赞，经他移来而作为《资治通鉴》中的史论。这样的史论，共有八十四篇。司马光有所论述之处，多是有关治乱之机，即所谓为君之道与事君之道的论述。司马光采用的这种体例，同样是为了“有资于治道”这一宗旨。每遇有机会，他则因事进谏，为巩固封建统治而积极地服务。
《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大。据司马光自称，自《通鉴》成书后，只有王胜之一人通读过一遍。而且编年体是以年月编排，要想查阅某事，极为不便。因此，司马光又作《通鉴目录》三十卷。他仿年表体例，把每年的重要事情，标题列举。这使头绪纷繁的史事，可以按目录检寻；也可通过目录，得到某年发生的某项重大事件的提示。因此，《通鉴目录》的产生，极便于《资治通鉴》的阅览与查寻。此外，在这三十卷目录中，有关历法朔闰和甲子都是根据刘羲叟的《长历》而成。刘羲叟是宋代著名天文历法学家，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是，《通鉴》采用《长历》纪年，因而在历法上错误较少。并且，刘羲叟《长历》今已无全书，亦赖《通鉴》使之得以保存。
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对于史料本身的异同加以辨证，并作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古代史料缺乏，一件事情往往仅存有一种记载。但魏晋以后，史料逐渐增多，因而又出现记载各异，甚或有相反者。司马光一改过去史家主观判断、不加说明的作法。凡遇有材料有异同的，他总是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靠的编入《通鉴》正文。并且，他又把各种记载不同的史料和自己选择的理由，逐条说明，列在《通鉴考异》之中。《通鉴》行文流畅简洁，史料都不注出处，有了《通鉴考异》,便可以从中了解司马光言之有据，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资治通鉴》一书，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名著之一。它对后世史学影响颇深。这主要表现在体例上。《通鉴》的体例完善，它综合了过去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正史的优点，一改编年体史书琐碎、零乱的记事方法，创立了“通鉴”体裁的史书，开创了编年体史书的新纪元。在《通鉴》之后，仿效其体例的史学巨著众出。如宋人李焘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的《明通鉴》等书。并且，在《通鉴》的基础上，又首先发展出“纪事本末”体裁的史书。而且，后人针对司马光《通鉴》的研究也很多。这些研究著作，大致包括注解、考证和补遗三类。例如：元朝人胡三省的《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以及《释文辨误》十二卷。宋人王应麟著有《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宋人刘羲仲著有《通鉴问疑》一卷。明人严衍著有《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因之，后世对《通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称为“通鉴学”。
《资治通鉴》的版本众多。其主要的有如下几种。最早的是宋元祐初年，宋政府下令由国子监刻板，今已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东路茶盐监司公使库刻本。它是根据北宋本重刻的。此本原为清内府所藏，溥仪从宫中携出，归潘复收藏，抗战胜利前，故宫出价收回，一九五九年，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其次是傅增湘收藏的，由七个宋刻残本拼凑的“宋百衲本”。此本是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本及六种不同的建阳坊建本。后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资治通鉴》,即是此本。
元刊《通鉴》胡注本，今已不易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鄱阳胡克家复刊胡注元刊本。此本校刻精良，后来翻刻《通鉴》的大都翻这个本子。此本一般称为“胡刻原板《资治通鉴》”,是《通鉴》胡注本的最好版本。
清光绪年间，长沙胡元常又刻有《通鉴全书》。此本除包括《资治通鉴》正文及胡注之外，还包括《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释例》、《通鉴问疑》、《通鉴释文》、《通鉴辨识》和《叙录》等七种。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资治通鉴》。此本是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校点、分段，并于每年之下加注公元纪年，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与《资治通鉴》相辅而行。有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明赵府居敬堂刻本，陈仁锡刻本，江苏书局刻本，胡元常刻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注时，将它散入各文之下。但依然有单行本。有宋刻本，有明嘉靖年间孔夫胤刻本，光绪间胡元常刻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