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私道，启一门”

“塞私道，启一门”是商鞅治秦的一项经济政策。所谓塞私道，即限制老百姓除农战外一切求利谋生的渠道。所谓启一门，是要老百姓专门从事务农和参战。战国后期，秦国面临列国争雄，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胜敌，必须动员全国力量投入农战，商鞅的“开塞”政策就是为农战服务的。
商鞅认为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多种多样，如果都能获得满足，对求利谋生的途径不加限制，走邪门歪道的人就会多起来，所以要杜绝百姓私自寻找谋生求欲的道路。但是，他又认为，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民之性是“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换言之，对老百姓来说，活着要算计怎样才能获利，死后则考虑怎样才能留名，这就是人的天性。他又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所以说，名利在哪里，百姓就会追到那里。因此，完全杜绝堵塞百姓的欲望和求利的道路也是不可能的，还必须留下一条后路让百姓有路可走，所以在“塞私道”的同时，又主张“启一门”。这就是他所讲的：“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的道理。
既然要开一门，使百姓的欲望得到满足，究竟开的是哪一门？利和名从哪里取得呢？商鞅指的就是农耕和战功。他认为：“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利出自农耕，名出于战功。利出自农耕，百姓就会尽力务农；名出自战功，百姓就会效死作战。也就是他所说的：“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他进而指出，对内使百姓尽力务农，农业就不会荒废；对外使百姓拼死作战，就会战胜敌人。能战胜敌人而农业又不荒废，富强的功业就可以稳得了。
依照商鞅的逻辑，“塞私道，启一门”还有其他许多好处。他认为，叫老百姓专心务农，还可以培养人民的纯朴的素质，百姓纯朴，可以易于治理，易于役使，诚实而能守土攻战。这显然是出于愚民政策的考虑。
商鞅利用“塞私道，启一门”的经济政策作为驱使人们进行农战的手段，使秦国的兼并战争能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他的使农业服从战争的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塞私道，启一门”的政策，对农业本身发展也形成了严重的局限。商鞅力图限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以防止它们同农业争夺劳动力；但是，不断对外战争却会成为同农业生产争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成为消耗社会财富的最大的负担。其结局造成了“兴兵而伐则国家穷，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农与战都难以兼顾之势。更不用说社会经济是个大系统，国民经济之间有着互补互助作用，如果堵塞农战以外的其他谋生之路，使人民除农战外“无所于食”,人民的需求，既得不到满足，国家的繁荣富强也是不可能达到。所以从商鞅的农战论引伸出来的农商本末关系论，继而提倡“事本禁末”、“塞私道，启多门”等等政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正确的结论必须是：“开私道，启一门”,让老百姓在各行各业中，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