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贵州省于11月4日独立，成立军政府。
自从1906年冬张铭、简书等人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与后来成立的自治学社逐渐合流。自治学社虽是标榜“赞助地方自治”的合法组织，但因社中许多骨干来自会党头目，本有反清意识，又有革命党人加入，所以自治学社成了以革命分子为核心的结合了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东京总部曾正式承认它为同盟会的贵州支部。自治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张百麟(1879—1919)字石麒，祖籍湖南长沙，生在贵阳。青少年时期服膺康、梁；以后结交会党头目，并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逐渐倾向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后，张百麟及自治学社的革命分子，感到十分振奋，积极准备响应。张百麟把自己家里当作筹备起义的机关，频频召集会议，商量起义计划。他们很注意在军队中开展工作。当时贵州新军尚少，主要的军队是巡防营，共二十个营，分驻周围边县，只有中路四营离省城较近。常驻省城的有新军步兵一标(三营),炮兵一队，卫队不足一营，外有征兵一营。自治学社分别派定专人担任与各部联络，而把重点放在新军和陆军小学。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范起义，下令收缴陆校子弹，同时加紧新军操练。云南起义消息对贵州震动极大，沈瑜庆更加惶恐。他接受宪政预备会上层分子的建议，暗中急电兴义豪绅刘显世，要他速集防军入省城镇压革命。张百麟等人见事机紧迫，在谘议局议长谭西庚等人赞助下加紧部署。他们一面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又希望避免流血。为此，他们主动谋求与宪政预备会和解。宪政预备会是由上层士绅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立宪团体，它同以较贫寒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张百麟等人认为要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镇定贵州局势，必须取得宪政预备会的合作。自治学社有一位重要的活动分子蔡岳，与宪政预备会乃至官场人物多有私交，他极力从中斡旋。结果宪政预备会的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协力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两方面的领袖分子张百麟、杨昌铭、周培艺与任可澄等人会同谘议局议长谭西庚一起见巡抚沈瑜庆，劝其反正。但沈不从，他企图等待刘显世率兵到省捉拿革命党。因刘显世不能很快到省，次日他又接受宪政预备会的老谋士郭重光的建议，准备于4日开会搞假独立。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这个计划。是日夜间，陆军小学首先举起义旗。沈瑜庆得报后，立即命新军标统袁义保及团防营统领胡锦棠前往弹压。袁义保命新军营长赵德全去执行。赵原是黎元洪部下，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因见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劝赵德全相机响应起义。而自治学社中也早有人与赵通声气。所以，赵得命后率队到陆校，不但不加弹压，且加以慰抚，然后骗过胡锦棠，使其退兵。这时，有新军正目杨树青只身入新军标本部，敦促袁义保起义，袁不从，杨即开枪，袁逃跑了。士兵当即拥教练官、革命党人杨荩诚指挥部队。有人打电话给沈瑜庆，告诉他新军已经起义，袁义保“被杀”。沈得报，惊恐不置，忙叫卫队。卫队管带彭尔堃这时臂缠白布，表示已经反正。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交出关防印信送谘议局。谭西庚、张百麟见沈交来关防印信，立即在谘议局升起汉字大旗，门前挂起大汉贵州军政府的牌子。天明(4日)即正式宣告贵州独立。经会议推举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改谘议局为立法院。同时决定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政务，推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平刚等为枢密员。周培艺兼任行政总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下设民政、财政、实业、交通等各部，大多由自治学社骨干任部长。所以，初期的贵州军政府，基本上是自治学社掌权。
军政府成立后，即在省城十三府同乡联合会中每府选代表一人，授以委任状，饬其回属会商各界，克期反正。由于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布各地，所以大部分地方顺利反正，仅个别地方发生杀害代表的情况。
但是，在自治学社同宪政预备会勉强妥协的基础上建立的贵州革命政权是不巩固的。宪政预备会分子不甘屈居人下，觊觎全省大权。其中有些仇视革命的分子，伺机进行破坏。而自治学社许多骨干分子以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时不自安。两派貌合神离，从未真正合作。处于掌权地位的张百麟等人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对政敌采取了过分优容的态度，甚至容纳反对革命的分子。起义前，沈瑜庆电调刘显世入省镇压革命。新政权成立后，本应将刘逮捕治罪。但张百麟未听取正确意见，竟约请刘显世加入枢密院担任军事股长的要职，使其继续掌握一部分军权。同时还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当独立各省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时，任可澄等竟私自盗用枢密院名义，暗中致电云南军政府，以交通不便和财政困难为由，请蔡锷代派在滇的贵州绅士熊范舆、刘显治为代表，资遣赴会。事情暴露后，张百麟等人对这种明显的违法篡权活动，竟未予严厉追究。尤其失策的是，新政权迷醉于结社自由的信条，竟容忍耆老会自由行动，使宪政预备会的夺权活动愈益猖狂起来。耆老会的组织者就是在起义前劝说沈瑜庆搞假独立的那个郭重光。此人原任安徽芜湖道，以贪酷被劾，后以丁忧回籍，为人极其阴险狡猾。耆老会的成员都是退职官僚和守旧大绅。初立时以吃喝聚谈掩人耳目，继而利用张百麟等人的优容，竟擅自刻关防，发布告，办团练，俨然另立政权。其所聘团防统领即旧军官胡锦棠。他们还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新政权。郭重光在立法院公然倡立“公口”(即会党)。此论一出，短时间公口林立，使政府、军队几乎成了会党活动的机关和场所，革命秩序受到极大破坏。与此同时，郭重光等人散布谣言，极力挑拨都督之间，都督府与枢密院、巡防统部之间的矛盾，在革命党人不警觉的情况下，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并使枢密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当时负责省城治安的巡防统部大权掌握在自治学社领袖之一黄泽霖手里，被政敌们视为夺权的一大障碍。郭重光献策，以卑鄙的阴谋手段，于1912年2月初把黄泽霖杀害。那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些被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作为代理都督的赵德全，竟把这次反革命事件当成“私人交涉”,袖手不管。
革命力量大大被削弱了。可是郭重光、任可澄等人自度力量仍感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又是郭重光献策，决定派戴勘到云南去找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丑诋自治学社，请蔡锷派兵入黔。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省政局。唐继尧(1882—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904年留日学军事，毕业于士官学校。回滇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十九镇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其人颇善谋略，官阶虽不高，但在云南起义过程中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次带兵入黔，他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自治学社一位声望素著的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他得知消息后，亲往军政府向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改令唐仍取川路赴鄂。但怀有野心的唐继尧从贵州宪政预备会、耆老会那里得到推其为都督的许诺之后，向蔡锷报称前队已经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继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了。唐继尧于3月初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地屠杀和迫害自治学社社员。贵州政权完全落入唐继尧及其所扶植的宪政预备会和旧官僚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