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直古朴的风俗信仰

燕赵区域的民情风俗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有质直古朴的特点。如果说慷慨悲歌与勇武任侠更多地反映了燕赵上层人士的自觉，那么质直古朴就更广泛地反映出了燕赵下层百姓的自然面貌。
早在汉代，燕赵风俗就以质朴而著闻了。《汉书·地理志》说赵国邯郸的风俗是：“其民鄙朴，少礼文。”这是在说赵国人不像齐晋等国那样精明智诈，彬彬多礼。到了隋代，《隋书·地理志》仍然说：燕赵之人“性质直怀义”,“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甚至还引用习语说：“幽冀之士钝如椎。”“椎”的意思不是锥，而是锤，这是在说燕赵民俗既有质朴近古的优点，又有迂鲁粗笨的不足。
所谓质直古朴确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质直古朴本身总是好的，它能使人更加实际，更帖近于自然。质直古朴同时又能多见多识就更好了，那样就能使人目光长远，建立宏伟功业。然而如果在质直古朴的同时却又不通礼仪，不讲人情，不尊长扶幼，就不能令人感到完美了。如果质直古朴是以浅陋、贫贱、低能、敬漫相伴随的，那么这种优良品质的代价也就太大了。
燕赵区域的风俗信仰质直古朴，自古及今都是如此。从战国秦汉到宋元明清，这里的政治、经济、民族血缘、自然环境等等许多因素都已发生变化，如果是在现实中找寻，明清时期的许多状况已难于详知，隋唐时期的事情更加不易猜测，战国秦汉的真实面貌几乎完全不见痕迹，但是质直古朴的民风却依然如故。这一方面是由历代士人自觉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确实与燕赵政治与经济的一向卑弱有很大关系。
宋元明清时期，关于燕赵区域质直古朴风俗的记载更多，几乎在所有府、州、县志中都有类似的叙述。比如：《宋史·地理志》说燕赵“人性质厚少文。”《明一统志》说燕赵“民风质朴，男不惰游，女不冶容，专务力于农桑。”《雍正畿辅通志》说燕赵“民质朴劲勇，不以浮华相尚，而以耕织为业。”《宁河县志》说宁河“尚朴实，知廉隅。”《抚宁旧志》说抚宁“士尚实学，人好礼乐，有古夷齐风。”《乐亭县志》说乐亭“荐绅率恬让，章逢多质朴。”《完县志》说完县“循循谨饬，不尚奇诡。”《高阳县志》说高阳“风土深厚，民情朴质。”《新安县志》说新安“尚朴略而少文华，纯厚之风，相沿成俗。”《景州志》说景州“州人习董子(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训，至今人尚质行。”《南皮县志》说南皮“士风恬退，子弟谦谨。”《大名府志》说大名“士人忠信质直”,“性纯朴，气刚毅，颇称好学务本。”《长垣县志》说长垣“士多忠信朴茂。”《威县志》说威县“人性多敦厚，而过于持重。”《清河县志》说清河“俗称敦庞勤俭。”《磁州志》说磁州“土浊人稀，习尚敦厚。”《万全县志》说万全“文武士人皆持重，不肯毁名节，内外坦白，心无畛畦。”《龙门县志》说龙门“安于勤苦，不为浮华之行。”《涞水县志》说涞水“士敦简略，不事浮华。”《冀州志》说冀州“质厚少文，气勇尚义。”《宣化县志》说宣化“农家村居，情甚亲昵，有无相通，老少相爱。”燕赵区域的质直古朴风俗是有口皆碑、无可置疑的，然而在上述史志当中同时也流露出了对燕赵风俗由朴转拙的惋惜。在宋元明清时期，燕赵区域的质直古朴风俗往往都与当地社会经济的衰弱有关，这一点在上述史志中也有充分的记载。比如其中说到平原中部的河间贫民多，土地肥沃的少，收获极低，每亩只产五六斗，收到六七斗就要欢庆丰收了。冀东的遵化也是一样，土地肥沃的与贫瘠的各半，每亩收到八斗就算是丰收。天津东面滨海的宁河从没见过膏腴的土地，地势低洼，即使是丰年所收也不过五六斗。河间穷人多，不少人要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唐县一带即使是世宦之家，也从未出现过高堂华屋、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沧州地区的盐山也是一样，入仕做官的人直到退归乡里，囊中资本也并不丰厚。大名府的农民惯于吃苦，饮食粗糙，终身不穿丝帛。妇女纺棉织布每天都忙到半夜，母督其女，燃灯相对，直到星月横斜，犹闻轧轧纺车声达于户外。而河间较为富庶的读书人家时常也要亲临耕作，因为缺少师资，子弟都要由父兄亲自教授。由于家境寒素，所以读书人往往不好交游，因此也少有相互标榜的浮夸之风。至于涞水那样的丘陵山区，由于穷困，连读书人也不多见，说到曾经中考的人，简直就寥若辰星。《冀州旧志》中说冀州人不善于积蓄，家有数石之粮就很感知足，同时几乎所有的史志又都说到燕赵人不贸易，以至于自冀州以北，铜钱都很不流通，墟市交易一律都以绵帛计值。只有九河下游滨海的天津除外，那里由于土地不肥沃，人们转而经商趋利，然而比较大宗的生意也不过是平原中南部的粮米、东部滨海的食盐、西面白洋淀一带的苇鱼、莲藕、南部临清县的百货和用船从更远的江南运来的竹木酒米，以及当地所产的海味鱼虾。
关于燕赵区域民生贫困的原因以及风俗的转变，史志中也略有述及。《卢龙县文庙碑记》中说那里的风俗是从明世宗嘉靖年间以后，才由朴变巧、由野变文、由谨约变夸诈的。邯郸原本是以女子鼓瑟、男子仗剑、轻生尚义、敢于急人之难而著称的，但当清代人郑方坤来此游历时，已全然看不到以往的痕迹，他不由得在《越城杂咏》中感慨道：“少妇缲丝手不停，丁男策犊满郊坰。更无挟瑟兼谈剑，旧话传来太不经。”
燕赵区域质直古朴的风俗和它的卑弱贫困有关，和它的慷慨悲歌也有关。这就正像《保定府志》中所说的：“其俗悍少虑，轻薄无成，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由政治经济地位的卑弱贫困，自然容易产生出质直古朴的民风。由质直古朴的民风，一方面是容易滑向愚昧无知轻薄无成的境地，一方面也有可能升华、激变出慷慨悲歌急人之难的境界。燕赵区域的风俗信仰，其质直古朴可敬，其卑弱贫困可叹，而这两种不同的因素又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特点在燕赵区域的传统戏乐、歌曲民谣和时令禁忌中也都有所反映。
明清近代以来，燕赵区域的传统戏乐主要是河北梆子、评剧、丝弦戏、老调梆子、哈哈腔、武安平调、武安落子、四股弦戏、乱弹、永年吹歌、隆尧秧歌、定县秧歌、蔚县秧歌和唐山皮影。
河北梆子源于清康熙年间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表演注重武功，具有朴实、粗犷、勇武、火爆的风格。至今有剧目五百余出，代表性的有《杜十娘》《秦香莲》《三上轿》、《教子》《蝴蝶怀》《大登殿》《江东计》《斩子》《打金枝》《双锁山》《喜荣归》《辛安驿》《花田错》《拾玉镯》《打柴训弟》《狄青借衣》《忠义侠》等。
评剧源于清末的唐山，由民间演唱的莲花落与东北二人转融合而成，又称平腔梆子戏，俗称落子。传统剧目有《秦香莲》《杨八姐游春》《茶瓶计》《张羽煮海》等。
丝弦戏历史悠久，在清康熙年间由官调与越调融合而成。表演风格淳朴、泼辣、夸张，注重特技功夫。流行于平原中南部的广大农村，以正定、石家庄为中心，东到武强、献县，北到保定，南到邢台，西到井陉。传统剧目有《空印盒》《赶女婿》《金铃记》《白罗衫》《小二姐做梦》《扯伞》《卖凤簪》等。
武安的平调和落子源于豫北的怀梆，表演风格轻松愉快，流畅活泼，叙事性强，擅长喜剧。老调在白洋淀周围、保定一带流行，源出于潴龙河以西的民间小唱河西调，表演质朴、慷慨，善于叙事。哈哈腔源于冀东南、鲁西北的民间弦索小曲，表演风格以轻松幽默、逼真细致见长。皮影的历史悠久，最早的记载可上溯到北宋。燕赵区域的皮影戏首先兴起于滦州、乐亭，当时称为滦州影、乐亭影，而后在冀东广泛流行，并传入东北。其表演形式是用驴皮刻制的影人映照在影窗上，幕内加有配音演唱和乐器伴奏。演唱风格男腔高亢粗犷，女腔清脆婉转，念白中夹带土语。
以上戏乐名目不一，总起来可以用戏剧简朴、表演热闹加以概括。
燕赵区域的民间歌曲民谣在题材和辞句上，都与传统戏乐十分相通，从中也可以间接了解到传统戏乐的具体内容。如传唱于冀中的《孟姜女哭长城》,就与戏乐中众多的历史题材剧目一致。其他民歌如《小白菜》《小放牛》、《后娘打孩子》《打酸枣》《偷南瓜》《摘棉花》《走西口》《走河东》《十大想》《十八摸》《寡妇愁》《寡妇哭》《瞎子算命》《妓女悲秋》《男女耍钱》《斗纸牌》等等，也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社会下层的种种生活和普遍愿望。
流传于冀西的《小白菜》歌中唱道：“小白菜呀，心先黄呀，两三岁上，没有娘呀。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只怕爹爹，娶后娘呀。娶了后娘，三年半呀，生下弟弟，比我强呀。弟弟穿衣，绫罗缎呀，我要穿衣，粗布衣呀。弟弟吃面，我喝汤呀，端起碗来，泪汪汪呀。亲娘想我，谁知晓呀，我想亲娘，在梦中呀。桃花开呀，杏花落呀，想起亲娘，一阵风呀。”
这首曲调非常优美的民歌，所讲述的是孤女小白菜在再婚家庭中的处境和心情。另一首《束鹿民歌》同样反映了农村经济生活的匮乏，不过语气还称活泼。歌中唱道：“乡里的妈妈呵去走亲家，思想起来没有什么拿，一把子干梅豆，两把子菜丝瓜，葫芦瓢就在这篮子筐上挂。”然而还有一首也流传在束鹿以及定县的《打灶分家》,悲愤心情就流露得十分直率了。歌中说：“三人同了心，黄土成了金，九世同居也当学古人。最可恨，听女人，弟兄们可结了仇恨。”“九世同居”一语表明歌中的主人是很有文化自觉的。他将兄弟三人的分家看成是偏听媳妇的坏话造成的，实际上则是由经济上的重压而破裂的。
流传于平山、阜平的民歌《十大想》讲述的是一个少女怀春的故事，这个少女生活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里，而她从成年到出嫁这段时间里的最大心愿，就是及早找到她的如意郎。由歌中讲述的十件事中，也可以看到家中其他人的生活和愿望。作为家长的爹娘与公婆的最大愿望就是安排儿女出嫁，嫂嫂的最大愿望是早日生育儿女，弟弟的最佳选择就是送去上学。歌中唱道：“一想二爹娘，爹娘无主张，孩儿亲事就在娘身上，哎咳怎么还不买嫁妆？ 二想二公婆，公婆有差错，男大女大为什么不配合，哎咳怎么还不来娶我？ 三想说媒婆，说媒的无良心，两头心事都在说媒的人，哎咳怎么还不来问问？ 四想奴的哥，比奴差不多，去年春天才把亲事过，哎咳他们二人多快乐！五想奴的嫂，与奴一般高，小小婴儿就在怀中抱，哎咳我越想越心焦。六想奴的妹，比奴小两岁，男的成了双，女的成了对，哎咳我越想越掉泪。七想奴的男，上学念文章，上学下学路过奴的房，哎咳我就出去望一望。八想奴的房，好似一庙堂，早起来扫地，晚上来烧香，哎咳好似一个女和尚！ 九想奴的床，挂着绫罗帐，光见鸳鸯枕，不见奴的郎，哎咳我就越想越悲伤！ 十想奴的命，命儿实不强，不如早死早见阎罗王，哎咳怎么东方还不亮？”富家少女的心愿是情郎和出嫁，那么实现了这一心愿的富家妇人又如何呢？即便是太平年景，其结果也难免流水一场空。流传于晋察冀山区的《太平年》唱道：“我送二哥出房门，头上拔下簪一根，一根金簪顶多少，太平年，如弃金簪犹弃人。我送二哥到林东，老天爷又刮怪风，刮风不如下雪好，太平年，下雪和二哥过一冬。我送二哥到林南，腰里掏出二挂钱，一挂买双黄套裤，太平年，一挂置双鞋儿穿。我送二哥到桥头，手把墙压泪水流，水流四十里归东海，太平年，二哥一去不回头。”
在时令禁忌和婚丧礼俗方面，古礼失传了，各个时令又不具有燕赵的特色。燕赵民间注重的时令有元旦、元宵、二月二、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腊八、祭灶、除夕等节日，此外还有“四时八节”,即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中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传自于西周的《礼记》,其中所规定的冠礼、婚礼、丧礼等等一向被视为礼仪正统，从汉晋到宋明不断有人为了维护它而付出终身努力，而在《礼记》之中也确实贯穿着一种不朽的精神。但是这种古礼在燕赵区域已经完全消失了。不仅燕赵，在整个北方都已难寻踪迹；不仅明清，早在北宋时就已失而不传。冠礼要求男子在十六岁至二十岁成年时举行加冠典礼，对此，史志中纷纷慨叹说：“今礼废”,“斯礼不讲久矣，”“前此犹有行之，今则从阙不讲矣，”“司马温公曰：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盖自宋而已然矣！”古礼消失了，但是像元旦、元宵、四时八节等等节令，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注重的，燕赵之地虽然注意它，但是其中并不具有燕赵文化的特色。传统时令中有些原本具有地方色彩，如寒食节相传是为晋人介子推而设，端午节相传是为楚人屈原而设。燕赵区域没有这样的人物，但是也随全国各地一起纪念他们的节日。
在某些具体的习俗、禁忌上，确实体现着燕赵区域的独特之处。然而对于这些特色，却没有人能说得出它们源于何时何处，以及何以具有了这样的特色。比如，古礼规定男子成年加冠，宋以后已被废弃了，但是却有了童子在六七岁上戴缨帽的习俗。新婚妇女在次年正月回门，住正月，古称归宁。然而良乡却有新婚丈夫也随妻子同住娘家的习俗，夫妻共寝，叫做“鸳鸯不独宿”。古礼中最注重丧礼，然而京城一带在头戴孝帽时，顶心上必定要缀一朵红绒花，叫做“花花孝”,使见者感叹说：“莫知所自，流俗可笑。”在这些礼俗中，有些是反映了燕赵区域崇尚勇武、政治经济卑弱穷困的特点，以及人们的良好愿望的。比如唐县风俗，士大夫之家通婚只论门第，不论财产多寡，普通百姓杯酒联婚，一鸡一壶而成礼。栾城和怀来风俗于每年正月初五“扫晴”、“送五穷”,各家在初四晚预先用纸做成女人样，手握小帚和竹样，肩背纸袋，袋中盛粮，叫做“扫晴娘”。纸人做好后放在筐中，把屋内尘土扫起来也放在筐中。初五一早有人沿街开门呼喊：“送出五穷媳妇来！”这时就打开门，把筐放在街中。相传这样可以免于受穷。如果有人拾到“扫晴娘”烧成灰，春播时和在种籽中，那么庄稼熟时野鸟就不来啄食。如果在雨天挂在檐上，可以扫晴。宣化风俗于每年十月初一，父子要在家门外相对痛哭。这一风俗源于明代，相传因为当时征发了很多戍卒，阵亡了不少人，于是留下父子痛哭的惯例。
潛山在1937年任保定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秘书，经过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河北风俗之变迁与古礼教》一文，针对30年代的河北风俗概括说：河北的土地没有灌溉之利，旱则田禾焦枯，雨则污秽难治，农民用力虽勤，收获实寡。河北中部一带因人口稠密，尤多贫丐。地主佃农双方，因为大地主不多，关系尚比较接近，地主不算苛刻，实在说来也不能苛刻。儿童从六七岁起，即从事采樵，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因之养成恶习而不自知，性情野蛮，惯于争斗。市镇居民大多远游经商，稍有侈靡。穷乡僻壤，人们或者务农，或者兼从事小手工业，除衣食之处一无所知。市井中游民最多，女人则沉溺于佛教道教，迷信风水祸福之说，拜佛求签。每年庙会，游民相聚赌博，往往败家。文化中断，早已与古礼教绝缘，婚丧之仪面目全非。民间最重丧礼，衡水各县的丧礼是孝子在次日夜半撕下门幡中最长的一条，背在肩上，到庙中哭请亡人回家，并设宴送亡人去西天。其他各县又有“三日接三”、“七日烧七”等丧礼，其渊源都来自于佛教。士人中家境富庶的就读书参加科举，所读不过八股文而已。家境困苦者则无力读书，终日惶惶仅足糊口，彼此不相来往，能做的仅仅是独善其身而已。因此社会上对士人的要求也并不高，都说：“士族士族，行事懂礼，究竟不同。”潛山的这篇概括是比较现实的，从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对燕赵文化所怀有的深切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