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论著。明凌濛初撰。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又名凌波，号波，别署即空观主人。浙江义乌人。工于诗文，著述繁富，在小说、戏曲方面更精，著有短篇小说集《拍案惊奇》两集，杂剧《蓦忽姻缘》、《莽择配》等。曾改编《玉簪记》传奇为《乔合衫襟记》和评选南曲，编为《南音三籁》一书，《谭曲杂劄》即附刻于该书卷首。《谭曲杂劄》篇幅短小，其评曲标准首推本色当行，开宗便指出：“曲始于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盖自此一番材料，其修饰词章，填塞学问，了无干涉也。”全书以此为准绳评价元曲和时曲，认为南戏“荆、刘、拜、杀”之所以为四大名作，就在于其“本色当行”，而《琵琶记》虽“长材”“犹不得与”。在对于时曲的批评中，《谭曲杂劄》最有价值的是对沈璟、汤显祖和梁辰鱼、张伯起等作家的评价。评沈璟：“沈伯英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行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棚拽牵凑。”既肯定了沈璟“审于律”的特色，同时又对其“俚俗句”入曲表示了不满。认为汤显祖“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也既肯定汤氏之“才情”，又指出其不足。因而对于戏曲创作，凌氏比较赞同吕天成提出的“才情”和“格律”相结合的“双美说”。在《谭曲杂劄》中，凌濛初提出“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的观点有颇为重要的价值，他明确地提出从情节结构角度评判戏曲的新的批评尺度，所谓“搭架”既指情节内容，又指结构布局，这个观点的提出对当时的曲坛还有针砭作用：“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无论，即真实一事，翻弄作乌有子虚，总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
未见单刻本，仅有《南音三籁》附刻本，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