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轼[浣溪沙]五首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一作“半依”)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一据《东坡乐府笺》本

这五首词原是一组，即一个整体。前人释此，大抵以为作者道中即兴之作，每首自为起讫，互不关联。五十年代初，我因读苏轼全集，曾细绎此五词而疑旧说之未洽。后来陆续读了一批组诗组词，发现前人有的联章作品是不宜割裂开来，单独成篇的。如曹植《赠白马王彪》,自不能强为分割；即李白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也是次第连贯，不容互易，更不宜抽选其中一二首，使其不成完璧。此五词亦当作如是观。大约是1962年，夏瞿禅(承焘)、王季思(起)两位词学大师来京开会，我到宾馆拜访他们。座间谈起这五首苏词，我乃班门弄斧，详申己见，以求正于两老。瞿老以为言之成理，属一家之言；季老则谬许为自来解苏词者，于此五词皆未作如此讲法，这应该是最好的、最恰当的理解。经季老这样一说，我反而心虚起来，不敢写成文字出以示人了。事隔四分之一世纪，瞿老已归道山；季老今犹健在，而南北暌隔，鱼雁罕通，此一段往事，亦不知季老尚有印象否。时至今日，坊间唐宋词选本层出不穷，然释此五词而同于鄙说者，迄未见到。因思与其过而弃之，宁过而存之。至于见仁见智，本为理所当然，固在所不计矣。

一

先从章法说起。题云：“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惟作者并未说明是作于抵达石潭以前抑或自石潭返归郡斋的道上。但从第一首首句“照日深红暖见鱼”来看，显然所写的就是石潭。可见此词当写于谢雨仪式已行之后。再从“照日深红”和次句“晚藏乌”的“晚”字来分析，则此际当是天色向晚、日已偏西之时。而第二首末言“道逢醉叟卧黄昏”,足见前二首所写的是指自午后日照西斜至日落黄昏这一段时间。不过这时已届初夏，昼日渐长而夜幕临迟，故作者尚能清楚地见到“醉叟卧黄昏”的小小画面。且第一首末句言“归来说与采桑姑”,第二首上片即大写特写妇女们争看太守进村，正相衔接。则此第一、二两首次第井然，已昭昭可见矣。
第三首先撇下不谈。再看第四、五两首。第四首言“日高人渴”,那应该是午前或接近正午时的光景；第五首下片更明写“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明是阳光充足、风和日暖的长昼景象。我认为，纵使苏轼即兴而书，写成以后也该略排次第。何以他竟从下午到黄昏的景和事列之于前，而把从午前至日中的风光置之于后，岂不有意把时间弄颠倒了么？
这就要请读者细读第三首了。盖鄙意以为作者在谢雨之后，并未于当天返回府衙，而是在农村中寄宿了一宵，这第三首正是作者夜宿农家的见闻。所谓“捋青捣软饥肠”者，正写农民在久旱之后，勉强把家中一点粮食凑了凑做成饭食以飨太守(“青”者，未熟之麦，是临时从田里捋下来的；“”者，以积存之旧麦炒成粉状，如俗说之油炒面，实为农民平时备荒御饥之用)。而做为关心民瘼的苏轼，才对农民好言抚慰，“问言豆叶几时黄”,盖作者也希望豆子早点成熟，可以济一时之饥也。尽管农家清苦，宾主还是饮酒以助兴。主人(垂着白发、拄着藜杖的老人自当是一家之主)勉“抬醉眼”,而作者于次日动身时，宿酒尚未尽消，故有“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的一些描述。所以我认为，这五首词是从头一天下午日色将暮时谢雨后入村写起，写到次日正午以后归途所见所感为止。不惟五首词次第不容颠倒，而且从诸家选本每每任抽一二首出来以为佳作之代表的做法来看，似乎也并未把它们真正吃透。其实作者对它们的叙述过程，是有其定不可移的次第的。

二

现在要着重谈谈第三首中一个关键词语即“络丝娘”应当怎样理解的问题了。络丝娘今亦名纺织娘，宋人罗愿《尔雅翼》已著录，可见是当时习用名称(元明以来一直以“络丝娘”为曲牌名)。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笺》卷一引罗氏之文云：“莎鸡以六月振羽作声，连夜札札不止，其声如纺丝之声，故一名梭鸡，一名络纬，今俗人谓之络丝娘。”至近人陈迩冬先生注《苏轼词选》,则一反旧说，他写道：“络丝娘，指蚕妇，她们这时正在缫丝。《笺》云梭鸡、络纬(小如按：当指龙《笺》),疑非！ 梭鸡、络纬都是秋虫，这时是初夏，上句刚刚说才在‘煮茧’;徐州是北地，怎么会煮茧时节就有蟋蟀和纺织娘叫？娇语实指妇女淡笑。《笺》似误以人语为虫声。”自此选注东坡词者，大抵从陈说，如胡云翼《宋词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注《唐宋词选》皆然。小如谨按：《尔雅翼》明言“莎鸡以六月振羽作声”,则非秋虫可知。窃谓络丝娘者，实即北方习见之蝈蝈。蝈蝈一般在夏日鸣叫，但1937年我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居住，当时尚较荒僻，屋外多林莽，农历五月即闻蝈蝈声，入夜尤甚。附近农家小儿不时捕捉置篾笼中，向人兜售。徐州地处苏鲁之间，虽在江北，然视天津地气则温暖得多，况值久旱新雨之后，夏夜虫鸣，似无悖乎常理。鄙意此第三首正写农村入夜风光。所谓“檾叶光”者，非指日光照射，乃指檾麻之叶在暗中发光。晚间“煮茧”,次晨乃“响缲车”,正属顺理成章。此词上片写景，下片言情。上片三句首言视觉，次言嗅觉，第三句言听觉，皆指自然发出的色、香、音响，故所闻当是虫声如娇语，并非真地听妇女在谈笑。若照我个人体会，第二首作者已大量写到妇女形象，此处若再写女性“娇语”,则未免近于重复，而且苏轼也有点太爱写女人了。(至于“醉叟”与“垂白杖藜抬醉眼”之老人乃两种用意，说详下。)如借此以表示由黄昏而夜晚，既写出乡间风物，又点明时光推移，似更为合理，笔墨亦显得经济。下片既写出田家父老厚意款待太守，也体现作者关心农民生活，显得自然亲切，而非士大夫故作姿态的官样文章。这也正是苏轼为人为官的本色可爱处。

三

披检近时各家选本，于此五词往往遗其第一首。究其原因，盖缘此词下片“麋鹿”、“猿猱”两句有侮辱农民形象之嫌，故予弃置。我们说，苏轼本身诚为官僚地主，是个封建士大夫，对农民阶级的看法本不可能正确。但如果说这两句是有意歪曲农民形象，把他们比成动物便是有意侮辱劳动人民，则亦近于深文周纳。《孟子.尽心》说舜为野人，“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后人便用此二语以指隐居山林者。苏轼本人在《赤壁赋》中也说过“侣鱼蝦而友麋鹿”的话，可见作者心目中并无蔑弃麋鹿之意。这里的“麋鹿逢人虽未惯”,正是形容憨厚朴实的农村里的老年人在见到官老爷时紧张而拘谨的神态。这句盖紧承上片末句中的“白叟”而言。而下一句“猿猱闻鼓不须呼”,则紧承上文的“黄童”而言，孩子们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对封建官僚存有戒惧之心，而是一片天真烂漫，一听说有大官来到，便跳跳蹦蹦挤来看热闹。这两句正是上片“黄童白叟聚睢盱”一句生动而有趣的注脚。而太守下乡的消息，又由他们回去“说与采桑姑”,等到作者进村时，便有第二首上片那样的描写了。
从这五首词的艺术手段来分析，作者对农民久旱喜雨，渴望丰收的欢快心情固然描写得相当亲切逼真，但更主要的还是作者并非以旁观者的身分在指手划脚地描写农村动态，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以其朴实无华的亲身感受毫不矫揉造作地把所见所闻写了出来。不过感情虽素朴纯真，词句却并不缺乏文采。即如第一首上片，有照日深红而清澈见底的潭水，有连村浓荫而枝稠叶密的绿树。加上画面上点染的“黄”童“白”叟，显得色泽极为鲜明匀称。当然，“暖见鱼”是实写，“晚藏乌”则近于虚笔。因为这时天还未完全黑透，乌鸦尚未全部归巢，这从第二首“乌鸢翔舞赛神村”句即可看出。由此可见，上片的前两句着重的是用色调把一幅背景给渲染出来。“聚睢盱”的场面因写得简单可能有点板滞，于是下片用“麋鹿”、“猿猱”两喻以振起、补救之，使气氛顿时活跃生动起来。作者并没有用说教式的“爱民如子”之类的词句来自我吹嘘，相反，倒用了仿佛有点不怀敬意然而却充满亲切诙谐的比喻来描写农民见到官老爷下乡时并未躲躲藏藏、“坚壁清野”,而是发自内心地高高兴兴聚拢来看热闹(孔颖达《周易正义》:“睢盱者，喜悦之貌”),甚至回村去动员家中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出来观看，这就把千年以前封建社会中极其罕见的官民之间并无十分隔阂的思想感情给刻画出来了。仅从这一点来说，做为这五首词的抒情主人公本身的苏轼，正如《醉翁亭记》的欧阳修一样，其形象本身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

第二首上片，作者一连气用了大量篇幅(一首词的二分之一)活灵活现地来描述农村妇女争看“使君”的场面，这种不假修饰的写实手法固然体现了作为父母官的苏轼本人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但也充分反映了作者比较进步的妇女观。尽管这时程朱理学还未发展到乌烟瘴气的程度，但从北宋以来，儒家正统思想的无形势力已逐渐扩展膨胀，像苏轼这样在官民之间、男女之间不有意设置礼教大防的作风已属难能可贵的了。这三句紧承前一首末句而来，说“旋抹红妆”,“旋”读去声，即今“现趸现卖”之“现”,临时仓猝之谓。盖妇女们听说太守要进村了，便忙不迭地进行急就式化妆，作者用了个“抹”字，十分形象。夫“淡妆浓抹”,“抹”固然是形容盛妆，但也含有胡乱涂抹的意味。第二句描写这些妇女的沿门争看“使君”纯粹出于自发，却带有“夹道欢迎”的意思，尽管在苏轼的时代还未出现这一说法。第三句，“排”者，连推带挤之谓，以致妇女们把漂亮的红裙子也踩破了。作者不正面写气氛如何热烈，而农民爱戴“使君”的淳朴感情却流露无遗。谁说苏轼的词“豪放”而无“婉约”?
下片前二句，旧说或谓写谢雨仪式，但地点不在潭边，故不可信；或谓村中赛神集会，然而季节不合。鄙意以为此处似写村中欢迎太守到来的一种非正规的仪式。“收麦社”者，指社祠前面的空旷场地，供打麦晒场之用者也。这时还未到麦收时节，便成了合村老少集中“开会”的场地。农村每值赛神，总备有一些供品，故导致乌鸢翔集。看来这次欢迎太守的仪式还很隆重，也可能太守为酬神谢雨而带来了供品，就地散发，于是乌鸢也来凑热闹了。这一首因上片写得太仔细，故下片这两句只能概括言之。这里值得研究的乃是最末一句：“道逢醉叟卧黄昏。”
过去有人这样讲，太守既来村中，当然以酒食慰劳村民，于是出现了还未等走回家便已醉倒路旁的农村老汉。又有人讲，既然喜雨，则丰收在望，加上太守下乡慰劳，农民便饮酒自贺，遂不觉醉卧道边。我以为这两种讲法都可通，却讲得都不够深刻。自第一、二首所写的内容观之，皆极言太守备受欢迎之场面，故老少咸集，男女毕臻。然而就在这人声鼎沸、村众欢腾的时刻，偏偏有一老叟不参加欢迎行列，而独醉黄昏，仿佛太守下乡这一热闹场面与他毫不相干。此盖作者暗用《击壤歌》之典而化之。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苏词所写醉叟形象，言外正谓久旱得雨也好，灾后丰年也好，皆吾自己勤劳努力所致，你做太守的何用贪天之功？所以他才远避人群，陶然独醉。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唯独此叟给了身为“使君”的苏大老爷一副清凉剂。难得的是，苏轼竟把这一小小场景写入词中，虽不加评骘，却未以为忤，这就不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能企及的了。我以为这最后一句只能这样理解，才能“镇”得住通篇，才并非闲笔。否则前五句都写得热闹无比，何以偏在篇末冷冷着此宛若毫无关涉的一句？这也正是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所以毕竟不同于一般庸俗封建官僚的地方。盖以“醉叟”之“冷”与村中男女老幼之“热”形成对比，亦正见出作者虽处于一片歌颂声中，其头脑固仍保持清醒冷静也。

五

第三首如鄙说可以成立，即是写“使君”夜宿农村，上文已详，兹不复赘。第四首上片写次日上午自农村启程，下片写途中因日长路远而困倦。上片第一句虽写枣花动态，实为突出美的嗅觉。盖枣花香气极浓，落在衣巾上尤觉甘甜馥郁。次句既与第三首“煮茧”句呼应，又是诉诸听觉的描写。而且此时作者已经上路，故沿途自村南至村北皆听到缫丝之声也。第三句则写沿途所见，乃诉诸视觉者。这三句主要给人以农村生活平静宁谧的感觉，亦与前面第一、二首相对照映衬。不写出这一面，只觉农村一片沸沸扬扬，便见不出田家正常生活的场景。然后下片转到作者本身，因返城途中跋涉不止而不免“欲睡”而“思茶”,这时便又去敲门求饮了。前面写迎太守乃事先有所安排，而现在向“野人家”叩门以求歇脚，则是临时打算，出于偶然。总之，作者这样写，是表示“使君”对“野人”的不分彼此，并不因自己是太守便不肯光顾“野人家”。这就起到了“启下”的作用，盖末一首上下两片的第三句皆是此首“敲门试问”的补充和注脚也。
第五首前两句虽为景语，却有三层意思：一是雨后景象，说明此行为“谢雨”而出；二写归途轻松愉快，以景语来体现自己的心情舒畅；三以沿途草木欣欣向荣隐寓来日丰收在望。然后以“何时收拾耦耕身”一句转到自己。“耦耕”用《论语.微子》长沮桀溺典故，可见作者一直保持着功成身退的想法，这原是儒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作人基本原则。这与此首最末一句互为呼应，这句是说想归田而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而末句则表示，即使归隐的打算无从实现，而自己对农民还是有所了解，彼此的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息息相通的。这同苏轼诗中所说“我是识字耕田夫”的意思正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而下片在中间所穿插的两句景语，实际是对末一句起到加重分量的作用，意思说农村的风物对自己是熟悉的，因此对桑麻也好，蒿艾也好，包括农村的暖日薰风，都是有感情的。这样再接着点出末句，便显得不是门面语而是真心话了。由此可见，凡是大手笔，从来写诗写词都是景无虚设，情有独钟的，极少作虚夸浮泛语来敷衍篇幅。从这个人的认识来说，这五首词恐怕反而比作者晚年在岭南时写的全部《和陶诗》更接近陶渊明的思想感情呢！

六

最后还想说几句多余的话。近三十多年来，人们对苏轼在文学艺术成就方面的评价总有那么一点欠公允的地方。首先是苏轼在政治立场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王安石乃是人们所肯定的，于是苏轼自然就必须受到批判；其次，苏轼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其立场当然是与农民阶级相对立的，因此，每当人们在肯定其作品的同时，总要扯上几句近于蛇足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等。其实，分析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虽有较进步与较落后的差别，却并非绝对或一成不变的，还应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至于谈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就连早期革命作家，恐怕也难免有其不足之处。何况封建士大夫？ 即如诸家评论这五首苏词，有人说：“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作者所欣赏的片断是‘旋抹红妆看使君’的姑娘，‘卧黄昏’的醉叟，‘气如薰’的蒿艾，以及簌簌地落在衣巾上的枣花等等。可见他是以官吏和诗人雅士的观点与兴会来选择题材的。作为‘此中人’,他和农民的生活意识仍然距离很远。”(《宋词选》)又有人说：“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绝大多数是地主家庭出身，自以为来自农村，就混说自己也是农民。”(《苏轼词选》“使君元是此中人”句评语)这样说，我以为既起不到批判苏轼的作用，也谈不上为读者进行思想消毒。因为这些话的内容并不切合苏词的实际。我们不应要求生于九百年以前的苏轼有解放后的农民阶级意识，只消看到苏轼身上有着与其同时代的封建官僚身上所没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属于比较有进步意义的精神产物，就该承认苏轼之为人的难能可贵，也该肯定他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后世有着启迪作用了。长期以来，我之所以不想讲析这五首苏词并形于楮墨，恐怕招来标新立异的批评，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