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诗经·无将大车 |
释义 | 诗经·无将大车
【注】 对比、兴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定义和界说,论者的见解比较明确,趋于一致,然而一涉及到具体作品中比兴运用的寓意及其作品主题思想的联系,却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本篇即为一著例。此诗首章前两句“无将大车,祗自尘兮”,(下二章前两句与此意思相同) 前人就有不同的解释。郑玄《笺》云: “鄙事 (指将大车) 者,贱者之所为也; 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此申发《毛诗序》 “大夫悔将小人”一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云: “小人扶进大车而尘及已,君子扶进小人而病及己也,故以为喻。”认为此诗是用比。朱熹《诗集传》则说是“兴”,云: “此亦引役劳苦而忧思者作之。言将大车而尘污之,思百忧则病及之矣。” 因讥《诗序》 “不识兴体,而误以为比也。” (《诗序辩说》)朱熹之说在近现代较有影响,有学者认为此诗系“劳者歌其事”之作,盖本其说。依朱熹的理解,此诗的“将大车”和“思百忧”当是叙写平列的两事,姚际恒驳之曰: “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然观其章法文意,前两句言“将大车则尘污之”与后两句言“思百忧则病及之”,文虽平列,义实有主从之分。诗人所歌并非“将大车”其事,只不过借此以明思忧自病这层意思,章旨在后两句,前两句乃是作为这一抽象旨意的一种具体形象的说明而已。 按比、兴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前人所谓“兴而比”、“比而兴”的情况,在《诗经》的创作实际中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比、兴可视为一体,混同无别。一般说来,兴是触物以起情。这种由外物触发诗人感情的思维活动,大都是具有直觉感性性质的形象思维,不必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比,是比方于物,借物为比,诗人已有某种思想情感借另一种有相类似特征的事物拟状表述出来。而这种“借物”的思维活动本身就含有“理性的思索。”《汉广》首章前四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下皆有“不可”两字,与本篇“无将大车,祗自尘兮。无思百忧,祗自底兮”章法略同。但《汉广》篇诗人对“汉有游女”的恋慕深情,当是由“南有乔木”这一具体的形象引发的,是触物起情。休于“乔木”和追求“游女”本身无必然联系,它们在诗中通过诗人的感情为纽带产生了一种意蕴丰美、具有某种暗示性的特殊联系。从其表现手法的主要特征而论,还是应当属于“兴”。《无将大车》这四句意思的表达,则有不同,诗人似是先有“思百忧则自疧”这一想法,然后再借“将大车而自尘”这一事物形象地表述出来。诗人未必亲见“将大车而起尘”这一具体事物,然后感其事而生思,即便诗人亲见其事,但在诗中所描绘的并非事件的本身情形,而是“无将大车,祇自尘兮”这种带劝戒意味的告渝,明显是经过所谓“理性的思索安排”的。它与《汉广》的表达形式在性质上有显而易见的区别。因此,郑玄、王先谦说《无将大车》篇是用比喻,应当是确切的,尽管他们对这一喻意的诠释迂曲难通,使人感到十分牵强附会。 明白了此诗所用的比喻手法,全篇意思就很清楚了。诗中“将大车”一喻,含义并不复杂。大车,是古时一种 “平地任载”的牛车,倘若不用牛来拉而用人力去推,不管任何人,或 “小人”,或 “君子”去推,都将是徒劳无功的,岂但徒劳,而且会弄得自身满是尘垢。其喻意显然在奉劝人们不要去干那些力所不能及的蠢事。在诗人看来,“思百忧”就同 “将大车”一样,都是徒劳无益反自寻病累的愚蠢行为,既然如此,那与其作茧自缚地纠缠于“百忧”之中,倒不如从中超脱出来,无思大虑,落得个自在逍遥。诗中所说的 “百忧”,指的是感时伤世之忧,是遭际坎坷落魄之忧,还是百年身世之忧等等,语焉不详; 诗人作为此篇是自宽自解,还是奉劝他人之言,亦觉模棱两可。但这种语意的含浑和模棱,并不会影响读者对诗意的理解,反能调动读者的想象。然诗中反复提到 “百忧”,似乎又在暗示其忧之深重。观诗人之言,颇似达观,“乐天知命”; 复又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全诗一意演为三章,且首尾两章隔句用一“兮”字,长吁短叹,又象有难言之隐。方玉润寻其言外之旨云: “(诗人)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无聊之时也,”(《诗经原始》)是耶?非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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