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张维屏诗《三元里》

诗歌·张维屏诗《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家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谿山。众夷相视忽变色： 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悠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据古籍出版社排印本《鸦片战争文学集》)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番禺(今广东番禺县)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至知县、知府等职。1830年，曾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在北京结“宜南诗社”。当时与黄培芳、谭敬昭并称为“岭南三大家”。晚年目睹英国侵略军的暴行，写了一些歌颂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诗篇，《三元里》、《三将军歌》是其中的代表作。他认为文章应当“顺其自然”，“人之文即人之言也”。他的诗朴素自然，无雕饰之弊。张维屏性爱松，又号松心子。他的许多诗文集多以“松心”命名，收在他的《张南山全集》中。

《三元里》是一首古体叙事诗，忠实地反映了1841年发生在距广州城北仅五里地的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暴行的历史事迹。

1840年，英国侵略军把罪恶的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1841年5月21日又向广州大举进攻。清靖逆将军奕山战败，与英军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广州人民纷纷起来抗击英国侵略者。5月29日，英军到三元里掳掠抢劫，淫辱妇女。附近一百零三个乡的群众自发地联合来，组织平英团，借用三元古庙中的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大家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不怨”，表示了誓死抵抗的决心。5月30日，乡民向被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挺进，大部分英军奔出炮台作战。群众队伍按原订计划，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迅速退却，把敌人引诱到牛栏岗。当敌人进入包围圈后，早已埋伏好的近万名群众立即发起猛攻。侵略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英军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受奕山指令，出城对抗英群众威胁利诱，驱散乡民，被困英军才得以狼狈逃脱。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当时家居番禺的张维屏曾目睹耳闻群众的抗英斗争。他的《三元里》这首叙事诗，可视为纪实文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首诗可分为三个段落。首句至“犁锄在手皆兵器”为第一段，表现了三元里人民对侵略者的无比义愤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战斗精神。“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诗篇一开始便写出了这场抗英群众斗争的巨大规模和声势。“因义生愤愤生勇”两句，准确地反映了群众对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和义愤。他们是为保卫家乡而齐心合力与“强徒”战斗的，因此不用鼓声的激励号召，便鼓起了作战的勇气；连妇女也齐心上阵，跟英勇的男子们一样，拿起锄头等农具作为武器。据违背军令自动参加这场战斗的“水勇”军军官林福祥写的《三元里打仗日记》载： 英军到三元里时，乡民鸣锣会集各乡群众，“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鸦片战争》第四册)在战斗中，妇女们自动从远方送饭到前线，“凡杀敌者，不论何人，肚饥者皆可取食”(《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妇女齐心亦健儿”两句，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抗击侵略者的激昂情绪。

由“乡分远近旗斑斕”至“十日犹悬郅支首”为第二段，生动地记述了乡民胜利反击侵略者的实战盛况。几十队、成百队的远近各义勇军，打着各种颜色的战旗，沿着小河、山路而来。侵略军一见敢死队的黑战旗，便大惊失色，发出哀鸣：“扛黑旗的是敢死队，我们将难以活着回去了。”未及交锋便暴露了敌人外强中干的本质。敌人深知正义不在他们一边，他们靠的只是手里的枪炮；而乡民的齐心合力，连老天爷也会被感动而顺应他们的心愿：“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据《三元里打仗日记》载： 英军被围后，“时天色晴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大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且夷兵俱穿皮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水勇及乡民，遂分头截杀”。“晴空”以下六句，十分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战斗情景。接着，诗人对敌军首领的被歼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和讽刺。丑陋无比的敌军首领(毕霞)，全身裹着厚皮做的铠甲，却被我乡民以戈刺中咽喉。愤怒的勇士割下他的头来示众十日。这里引用了两则历史故事，借指英军军官毕霞被斩示众。一是《左传·文公十一年》：“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冲)其喉，以戈杀之。”一是《汉书·陈汤传》： 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等击杀郅支，悬其首于蛮夷邸门。车骑将军与右将军王商以为“宜悬十日”。

由“纷然欲遁无双翅”至末句为第三段，愤怒地谴责了投降派对敌人卑躬屈膝，放走敌人，并以巨款媚敌的罪恶行径。侵略军首领被斩首后，敌兵吓得纷纷逃窜，但已插翅难飞。乡民当时只是想消灭其首领，迫使敌众投降。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敌军首领已经被押，胜利已经在望。但令人们“不解”的是，包围侵略军的“大网”却突然张开，已成为“枯鱼”的侵略军竟然得以“悠然”逃走！“不解”二句对清朝卖国官吏放走英国侵略者的这一可耻历史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表现了诗人的无比激愤。最后的四句，诗人引用了《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时山戎请和、晋大夫魏绛力主和戎的故事，影射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议和事，指出清政府的议和只能解除目前的暂时之忧而已。“风人慷慨赋同仇”一句，表示了诗人与人民同心御敌的决心。最后用设问结束全诗：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全盛而且打了胜仗之时，却反而向敌人屈辱求和，干出每年向敌人进贡金银绢帛的可耻勾当呢？这里虽然仍是用的影射(以北宋王朝对契丹、西夏、女真等的入侵一再忍辱退让，每年输送大量绢银以求和的故事，影射清廷于1841年5月26日与英人订立的卖国投降的休战和约)，但谴责的矛头是十分明确的，它曲折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清朝卖国官吏的投降行径的极大愤慨！

这是一首有着浓郁抒情色彩的叙事诗。诗人真实地再现了广州三元里人民波澜壮阔的抗英斗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诗人运用对比手法，将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所取得的胜利，与英国侵略者被围困的狼狈丑态及其可耻失败，以及清政府中的投降派的卖国求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对比，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语言朴素自然，形象鲜明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