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丘逢甲诗《岁暮杂感》

诗歌·丘逢甲诗《岁暮杂感》

一曲升平泪万行，风尘戎马厄潜郎。民愁竟造黄天说，岁熟如逢赤地荒。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老生苦记文忠语，多恐中原见鹫章。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岭云海日楼诗抄》)

丘逢甲(1864—1912)，号仓海，台湾人，出生于乡村塾师家庭。幼承家学，早慧，14岁应童子试即获全台第一名。25岁中举人。26岁成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旋以亲老告归，回台讲学。甲午战败，清廷对日乞和，签订马关条约。逢甲刺血上书，要求废约再战。清政府烟台换约，割让台湾，逢甲于是联合台湾官吏士绅，倡立“台湾民主国”，拥戴巡抚唐景崧为总统，逢甲自任全台义军统领，组织民兵，抗击敌寇入侵。台北失守，唐景崧仓遑逃遁。丘逢甲率领义军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敌我悬殊、饷尽弹绝而失败。于是他被迫内渡，回到原籍广东镇平(今蕉岭县)。从此在广东东部及广州地区兴办学校，提倡新学，为广东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拓荒工作。晚年政治思想日趋进步，从同情维新变法逐渐转向赞助民主革命。宣统元年(1909)，丘逢甲任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积极支持掩护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活动。辛亥起义成功，他力促广东当局接受革命党人提出的条件，宣布广东独立。广东军政府成立，丘逢甲出任教育部长，并作为广东军政府的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出席独立各省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与会期间肺病复发，口吐鲜血，告假南归疗养。返抵潮汕，他获悉被举为参议院参议员。1912年2月14日病逝，年四十九岁。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台湾故土，遗嘱“葬须南向”。丘逢甲能诗，生前即享盛名。黄遵宪说“此君诗真天下健者”(《与梁任公书》稿)，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一巨子”(《饮冰室诗话》)，而柳亚子更认为“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

《岁暮杂感》是诗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忧时感事之作。这是七律组诗，共十首。此处选录的是第六首。

诗的首联“一曲升平泪万行，风尘戎马厄潜郎”，感时起兴。清廷丧权辱国，国势陵夷，瓜分危机空前严重，而统治者还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乍听一曲，已涕泪纵横，诗人之忧愤可知。“风尘戎马”即“戎马风尘”，倒序而同义。连年来无论是抗日护台之军旅活动，还是兵败内渡后的栖栖遑遑，诗人都壮志难申，处于困厄之中。诗人当时34岁，在广东潮州“主讲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被目为异端，遭当道忌。岁终，辞去”(丘琮《仓海先生丘逢甲年谱》)。可见首联两句潜郎之厄的自伤，不是穷措大嗟老叹卑的独白，而是爱国者“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浩叹。颔联“民愁竞造黄天说，岁熟如逢赤地荒”。上句写民愁动乱，下句写民生凋敝，社会隐伏着严重的危机。“黄天说”，即变天的谣谚。有人“竞造”，也就“盛传”。诗人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赞成“民变”，去鼓励贫苦者铤而走险，相反，他认为一般的穷苦百姓都是所谓“顺民”，只会为谣言四起的动乱形势而愁苦莫名。诗人眼中“民愁”，诗人心中“自愁”： 他担心贫苦善良的人民将还可能遭受刀兵的祸害！ “岁熟”，指年景收成良好。虽然时逢丰年，但现实却如遇上赤地千里的大旱，遍地饥馑，民生多艰。为什么？作者没有明说，也不用明说，读者自能想及。正因为没有明说，才显得含蓄深沉，流露了诗人的痛苦情怀。颈联“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七贵五侯”，借指达官贵人，拥有显赫权势的上层统治者(只是不包括皇帝)。“白山黑水”，指东北地区。上句说达官贵人的家里都成了“金穴”，下句说有人却在东北地区忙于兴筑铁路了。对比写法，诗人似乎只是掇取当前的两种社会现象加以客观叙述而已，并没有多少评论，而对于国家民族危机的隐忧，对于封建统治者(不包括皇帝)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愤懑，读者则自可得之于笔墨之外。尾联“老生苦记文忠语，多恐中原见鹫章”，承颈联的末句写来，忧愤至极，终于脱口而出： 我真担心，林文忠的话不幸而言中，连中原腹地都势将成为沙俄的天下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忧民忧国，慷慨悲歌。这就是全诗的主旋律。虽然诗人作诗时倾向维新，对光绪帝正充满幻想(在当时也有其进步性)，但这首诗的形象意义却超越了作者的思想局限，诚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它对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醉生梦死及对外屈膝投降，给予无情的鞭挞”，带有较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以致有的选注者对个别诗名的笺释，未能尽符作者的心原意。

丘逢甲的诗歌，语言明快自然，风格豪放沉郁。这首七律，从感时起兴开头，由自伤写到内忧外患，进而以警策之语结尾，一气呵成，慷慨激越。律诗讲究对仗，此诗颔、颈两联皆对仗妥贴而句式彼此不同。颈联用了“本句先自对，隔句再互对”的方法(“七贵”对“五侯”、“白山”对“黑水”，是本句自对；“七贵五侯”对“白山黑水”，是隔句互对)，益见工稳；以“金穴”(老典故)对“铁车”(新事物)，也很自然。两联将当前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时危、民饥、官贪、外侮)择要分述，对空前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高度概括，非通达时务者无此远大目光，非精熟诗律者无此雄健笔力。文人积习，喜欢用典。此诗也用典多处(“厄潜郎”、“黄天说”，“七贵五侯”、“金穴”)，但比较通俗，远不像“同光体”一些诗人的喜用僻典，晦涩难读。此诗也写新名物(“铁车”、“鹫章”)，但译语汉化，视而可识，并不像谭嗣同、夏曾佑等“新学之诗”大量使用音译外来词怪诞费解。此诗是达到了晚清“诗界革命”(古典诗歌的改良运动)所提倡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艺术要求，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