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

【注释】

选自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道：表达、抒发的意思。

路：路径，方法。

【赏析】

王夫之论诗歌创作，主张以诗达情，以诗表现诗人的情感，他在《古诗评选》卷四中说：

“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

意思说：诗歌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写成文字就是诗歌，这是创作的方法。诗歌不管写什么，都是情感的表达。情感表达出来了，诗歌就写好了。

从汉代《毛诗序》的“发乎情”，到明代公安派的直抒性灵，历代许多诗论家都谈到诗歌与情感的关系，但把情感视作诗歌特有的表现对象，则是王夫之诗歌理论上的独到见解。他针对宋、明理学及其诗歌理论，提出“诗以道情”论相反拨。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反映在诗歌理论上，以程颐、邵雍为代表的诗人，把诗歌创作中的情感活动视作害道蔽性的人欲，认为作诗是“玩物丧志”，因此主张诗人写作时，须排除诗歌中的情感因素，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诗歌的抒情性质。在这种创作风气下，宋、明诗坛出现了大量语录讲义押韵式的诗歌。

明代思想家李贽高张反对程朱理学的旗帜，提倡人欲，并以人欲去反对天理，但他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却走了另一个极端。

王夫之则大胆提出，诗歌的特征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学术文章的特征则以表现“理”、“志”为主，二者有很大差别，职能不同，不能互相取代。而且在诗歌中，情与理、情与志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生发，相融相依的。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在“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后，曾讲到“穷理”是诗歌创作之前的一种修养和准备，他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另一方面，严羽又要求诗歌的内容不能涉理，这成为其理论的一个缺陷。而王夫之则前进了一大步，强调诗歌创作不可无理，否则何以学诗，何以为诗。同时强调，情感仍然是诗歌中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素，理与志都必须统一于情中，都必须出于“己情之所自发”。在王夫之看来，诗歌创作中情包容理，范围比理大，应当做到情中有理，“有无理之情，无无情之理”(《诗广传》卷一)，所以，他反对缺乏情感色彩的抽象议论。

基于此，王夫之一面主张诗歌中要有“我”、有“情”，一面要求诗人跳出个人利欲得失，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使抒发的情感具有社会意义，做到“心悬天上，忧满人间”(《古诗评选》卷五)。所以，王夫之“诗以道情”的观点，是要求情感达到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以表现更加广阔的社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