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活动

为了实现武力统一计划，袁世凯还玩弄了其他一系列政治阴谋，主要有：
(一)笼络资产阶级。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目击者，他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参加武装起义、组织政团、奔走呼号废除君主政体，要求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和通过各种途径从财政上支持革命战争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自知这是革命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从准备发动内战的第一天起，就十分注意体察资产阶级的心理变化及其种种要求，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普遍要求维护秩序，安定人心，保障和平。1912年5月1日，上海出口皮毛杂货公会、商界共和团皮商公会为通告同业而发的一则公启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该公启说：“生命财产，人人自有保护之权。……故光复之初，吾商界输财助饷，不遗余力，无非欲保全治安，维持大局。近因政党中人横争意见，总统未经选定，宪法未经提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外间妄加揣测，遂有南北剖分之谣。……刻下金融机关，十分停滞，推原其故，实由于造言生事者危词耸听，构成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象，使人人皆有戒心。就市面情形而论，金钱不活动，货物无往来，谁实使之然哉？皆此造言生事者阶之厉也。此而不急求维持之法，对待之方，生命财产，从何保守？用是拟开临时会议，其开会宗旨，无非图社会之安宁，免邪说之煽惑。至如何办法，或电政府、议院及各都督，伏恳同业诸君于本月三号齐集事务所，公同研究，各抒谠论。”^[1]其为保守自身生命财产而渴望社会安宁的倾向，表达得何等露骨而突出！资产者们为此提出的“对待之方”,不外要求政府维持秩序。5月7日，上海总商会致电袁世凯等说：“近日纷纷争议宋案也，借款也，选举总统也。……若有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叠据各业团体交相诟责，殊难缄默。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业喘息余生，再罹惨祸，坐致大局沦胥，贻革命丰功之玷。”^[2]与此同时，北京、汉口、苏州等总分商会、蜀商公益会、旅沪全浙工业团、洋货九业公会、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香港各银行团以及各业公会公所等也纷纷向袁世凯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袁世凯对当时绝大多数资产者的心理变化是清楚的，因此，当他看到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时，便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商民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3]接阅上海等地总分商会电报后，他连忙表示“愿商旅不惊、廛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并再次装出关心其命运的样子，命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督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藉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4]。为了进一步取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和信任，他还故作姿态，自我责备说：“自前年九月以迄今兹，人民之颠连困苦，损失于无形者不知凡几……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此皆由本大总统无德无能，未克尽职，旁皇夙夜，悲愤无穷，所愿与我无罪之良民洒一掬同情之泪者也。”并解释他所以“懔佳兵不祥之戒，作横逆不校之观，任彼隳突叫嚣者内省良知，自崖而返，非懦也，为救民计，为救国计，当祈天永命，不当张脉偾兴也”^[5]。针对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7月13日，他又发布“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6]。其实，对袁世凯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引上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讨袁派的邪路，其针对商民心理而发的一道命令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命令中说：如果全国军人(实际上指的是讨袁派军人)都能服从他的命令，不“逾越范围”,不干涉“非分之事”,“提倡改革之先觉”(暗指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又能“爱惜名誉，诰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他“必当与我全国人民开诚见心，刷新政治，造世界和平之福，永民国无疆之庥”^[7]。意思是说，你不是请我维持社会安宁吗？当然可以，但须先与我共同对付讨袁派的“暴动”,固我“邦家”。其用心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袁世凯的哄骗、唆使下，资产阶级除了频电袁世凯，表示“效忠政府，服从命令”^[8],“反对此次扰乱”^[9],“通电全国各省埠商会及海外华侨团体，请勿助破坏”^[10],广发传单劝谕“商人务宜各持定见，安居乐业、切勿为流言所惑，互相惊扰”^[11]外，很快就由主要请求袁世凯维护秩序转向直接反对国民党讨袁派了。江西商务总会总理曾秉钰致函李烈钧，要求他“即出布告，禁止谣言，维持市面”^[12]。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和各省商会联合会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国民党议员“勿持党见，勿尚意气，以国事为前提，以道德为正鹄，速定良善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俾安民志，而巩邦基”^[13]。其中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还气势汹汹致函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三人说：“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本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庶几诸公爱国之心乃大白于天下，彼造谣生事之匪徒，自知计穷力竭，不复敢公然倡乱。”^[14]而湖南商界则莫不主张“以不助捐不开市相抵制”^[15]。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的廉价许诺，的确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右倾，使他们大部分站到袁世凯反革命一边了。这正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三年后《民国日报》曾总结说：“癸丑义师之挫，即一般商民姑息苟且之所致。”^[16]
(二)分裂国民党。袁世凯为什么要分裂国民党，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它拥有多数议席，是国会第一大党，对他的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他分裂国民党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使入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由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及总统府的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等代为经营。据邹鲁回忆，他当选众议员到达北京不久，就有原北伐军参谋刘某和淮军司令陈某(陈幹)来同他拉关系。一天，他们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四十万元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陆处长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来致意先生的。”邹鲁严词拒绝之后，陆建章又亲自请他吃饭，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17]邹鲁虽然拒绝组织新党，而一些政治上的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却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开另组小政团纪录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景耀月等也纷起效法，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先后从国民党分裂出七八个小政团。它们是：
1.国事维持会　由孙毓筠、王芝祥、林述庆、杨曾蔚、温寿泉等人发起，1913年2月17日宣告成立。它宣布“其宗旨在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18]。凡议会与政府有意见隔阂，各省与中央有误会抵触，甲党与乙党有激生恶感，它都将设法疏通，委曲解释，居间调停。关于它的性质与作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密信中曾明白透露：“孙少侯(毓筠)兄在政界有年，虽系国民党重要人物，而党见并不深，深悉时势之危险，非袁大总统不能担任，创办国事维持会，欲联合各党及各省都督力争宪法□□四端：一、加入解散权(总统解散议会);二、消去通过权(国务员概不通过);三、先选大总统；四、大总统有发紧要命令权。”又说：“以上各事皆系设维持会之表面，其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19]可见，当时的日本《新支那报》说它“虽藉国民党人所组织，而事实上多赞助中央者”,“与统一党首领王赓颇接洽，应可视为统一党之右游击也。……国民党员之人数渐减，此实与有力焉”^[20]。这个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该会建有不少地方支部，影响恶劣而广泛。
2.潜社　由司徒颖、陈垣、梁仲则等十多人发起，约成立于1913年4月中旬，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自另组潜社后，“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嗣正式加入公民党，即一律登报脱离关系”^[21]。
3.相友会　由陆内阁时期曾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1913年5月8日正式成立，推举刘为会长，陈黻宸为副会长，主要骨干有辛汉、张国溶、黄赞元、汪秉忠、王黻袆等。其宣布的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22],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其总务部主任干事辛汉就曾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会计部主任干事黄赞元也自我供认：“六月，相友会在议院设议员休息室，自是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23]
4.超然议员社　由夏同龢为首的秦、晋、鄂、浙、赣、吉、滇、黔等省部分议员发起，1913年5月18日宣告成立。该社不置社长，全体社员俱为事务员，所推职员皆以一月为限，届期递推轮换。首期总务科主任为张汉、王鸿宾，文牍科主任为夏同龢、李增，交际科主任为黄懋鑫、汪哕鸾、俞炜、范樵。它标榜“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24],但实际上是倒向袁世凯一边的。其参众两院议员为反对江西李烈钧宣布独立所发的通电就是证明。该通电说：“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25]
5.癸丑同志会　由陈家鼎发起，1913年6月15日宣告正式成立，选举刘公为正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胡祖舜、陈家鼐、胡鄂公、马小进、高旭等分别为总务、政务、交际、文事、评议各部正长。据当时记者黄远庸说，该会纯因陈家鼎“与吴景濂争议长不合而起”^[26]。它宣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虽不敢直命为第三党，而天道后起者胜，一旦时势到来，夫亦未遑多让”^[27]。对于当时政局之争。它认为“本无所谓南北问题，自奸人从中播弄，南疑北帝制复生，北疑南割据独立，大局岌岌，势将破裂。……此类非常举动，有逾宪政常轨之外，无论孰胜孰败，皆足破坏民国本体，宁不若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28]。其用语和腔调与当时的进步党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这表明它在政治上对袁世凯同样有利而无害。
6.政友会　原为景耀月所发起，初举景为会长，于右任、彭占元为副长，以巩固共和国体、发展国民经济、力谋教育普及、完成国内交通、增厚边防军备、经营拓殖事业、维持国际平和为会纲。后又与孙毓筠所发起的另一小政团民宪党实行合并，仍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1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景耀月、孙毓筠为理事(后增选袁乃宽、程克二名理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29]。该会成员以国民党籍居多，其余属进步党籍，占五分之二。其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袁世凯，据说所给达五十万元之多^[30]。这是它政治上脱离国民党转向袁世凯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　这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二十余人。后除朱外，其余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袁世凯御用组织公民党。
此外，湖南众议员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也是一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主张“稳健”的小政团。
以上事实说明：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威胁利诱下，国民党早在与袁世凯决战之前，便已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三)施放和平烟幕。袁世凯明明在加紧扩军备战，但表面上却大念和平经，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1913年6月22日，他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塞，丝毫无滥”^[31],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炳麟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32]与此同时，他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与“和平天使”。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33]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欺骗宣传的确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即如满腹经纶的章炳麟也确信“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34]。
(四)拉拢黎元洪。由于黎元洪捞有武昌首义的虚名，在湖北又拥有相当实力，且武汉地处要冲，是北洋军进攻南方国民党人的前进基地，因此，袁世凯从准备发动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争取黎元洪视为至关紧要的问题。5月初，他特意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即是对黎的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来电效忠，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不瞻顾”。黎的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嘉勉，并且表示：“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35]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是“奸人”,“假政党之名义，图利己之私衷，以破坏为宗旨，以运动军队为至计”;并传谕“各军队如遇有运动之人，无论官兵出首报告，或拿获首领，或探悉秘密机关，俾先事预防得保治安，则按照后开各条给赏，以昭激劝。计开赏格：一、如有乱党运动兵士，由该兵士拿获确实证据，报告长官者，赏洋一百元；二、运动官长，由该官长查获确据，报告长官者，提升官阶一级；三、有查确乱党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匪首者，赏洋一万元；四、有查确分机关报告长官，因而拿获要犯者，赏洋五千元；五、有查确各机关地点报告长官，因而破案者，赏洋一千元”^[36]。黎元洪的这些表态和措施把他的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以上事实表明，袁世凯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早就做了军事、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内战是不可避免的。